风、波已过去数月。丁伟坐在黑色旋转椅上，嘴唇紧贴话筒，深情演唱歌曲《父亲》。歌唱到一半，他嚎啕大哭，起身离开座椅，消失在直播画面中。面对直播屏幕上的谩骂、鼓励，他说自己不想博取他人同情，也不希望别人怜悯。作为昔日的创业明星，丁伟于2016年在南京创办第一家共享单车------町町单车。对于共享单车而言，2016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它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全国，一夜之间，涂满各种色彩的单车铺满大街小巷。现如今，经过一年多用户抢夺、资本融资和资本运作的厮杀鏖战中，共享单车迎来“倒闭潮”。丁伟就是共享单车出局者之一。到今年6月底出事前，町町单车市场投放超万辆。但丁父的企业资金链断裂，让町町单车失去输血方。“富二代”丁伟卷入了父亲的案子，在看守所关押30余天。町町单车随之轰然倒塌。创业失败的丁伟正如其微信签名一样：“一个人，一条狗，装备全靠打。”入局泛黄的太阳发出微弱光芒，苍白无力，它难以刺破北京通州上空厚厚的雾霾层。丁伟心情犹如雾霾一样沉重。短短数月，他经历着人生大起大落：“父母被抓入狱，女友分手，企业破产，别墅被查封……”丁伟也卷入他父亲案件，被关进看守所30余天。10月中旬一天中午，23岁的丁伟坐在旋转椅上，两腿膝盖并拢，上半身向下微倾，略显拘谨。他身着黑色背面印有美女印花的夹克外套，紧身黑色运动裤，脚蹬浅口黑色运动鞋。这个看着打扮时尚、面带青涩的年轻小伙，让人难以联想到他是一名公司创始人，跟风在南京创办第一家共享单车。丁伟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很像《围城》小说描写的婚姻一样：“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他打小被“富二代”光环缠绕，但他试图打破传统的桎梏枷锁，梦想在社会上能闯出一番名堂。丁伟本来在上海打理一家传统模式的珠宝店。他觉得不刺激，生活枯燥乏味。每次丁伟去珠宝店，店员喊声“小丁总好”后，他就坐在办公室玩手机，一玩就是一天，“那里有没有我都一样。”珠宝店距离公司约一公里。2016年8月份，因公司附近停车位紧张，丁伟放弃开豪车上班的想法，他人生中第一次骑单车上班。他觉得单车既方便又新鲜。“你有豪车不开，你骑什么自行车？”父亲问丁伟。“连你都骑自行车，咱们也能搞一下。”丁父思忖良久，突然补充一句。父子俩在做项目前查询过海量单车数据。摩拜和ofo各方给的官方数据是每天每辆车10次左右骑行次数，每次1块。町町单车想着5毛一次，预估每天8次左右骑行次数，每天每辆单车有4块收入。这样算下来，仅靠单车的使用费用只要一年半就能全部回本。其父丁万青是泰州市普发创投的实际控股人，町町单车完全由他个人投资。父子俩计划在老家南京开公司，因为那里拥有丰富人脉关系，他们也相信政府会保护当地企业，外来单车很难进入南京市场。但丁伟父子打错了算盘。町町单车投入市场两个月后，摩拜和ofo突然“杀入”南京。那天早上，丁伟去公司开会路上，满眼是红色的摩拜和黄色的ofo单车。“他们太快了。”丁伟始料未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摩拜和ofo单车攻势，丁伟已知町町单车必败。他不敢正面迎敌，希望能走差异化路线，挽回败局。他计划着把共享单车、助力车和电动汽车结合起来，然后再跟高德合作，寄望于打造出南京完整的出行体系。但丁万青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了，这个美好的想法被扼杀。洗牌町町共享单车创立之初，丁家父子信心满满。单车投放后确实吸引不少用户。作为南京甚至江苏第一家共享单车，丁伟首次在市场上投入500辆单车，用户使用率节节攀升，后追加到万辆单车。丁伟每晚忙完回到公司，第一时间就是查看用户数据，用户数量节节攀升，有时一天用户能增加几千人。那是丁伟最高兴的时候。单车用户量不断猛增，风投机构也纷至沓来。当地几家小风投机构找到丁伟，表示他们愿意投资，但金额在几百万至千万之间。但小风投机构投资金额小，丁伟觉得没吸引力。那时摩拜和ofo单车刚开始第一轮融资，但融资金额都过亿，甚至几个亿。他瞅着别人大金额融资，心痒难耐，他拒绝那些小风投机构。精细筛选后，江苏一家巨头企业跟丁伟商谈，起初说投资一个亿，后来降到2000万，对方承诺可以源源不断投资，但他跟投资商谈三个月，因对方企业出现问题，融资黄了。摩拜和ofo单车“杀进”不久，疯狂抢占南京单车市场。有人问丁伟为何不把町町单车跟其他两家巨头公司合并，但丁伟认为这不现实。“他们不需要合并你了，共享单车用户没忠诚度，用户不用你的，那就用别人的。即使町町用户没有了，那就用其他的，谁车多，那就用谁的。”“说句难听点的，你去死吧，死了以后，市场还是我们的。”丁伟感觉仗越来越难打。彼时，摩拜和ofo颇有两分天下的态势。丁伟越来越惶恐，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战争升级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对手融资的金额不断加码，摊子越铺越大。丁伟抑制不住地心慌，特意去趟上海。他问投资圈朋友能不能给町町单车融资，对方直截了当地说难办，现在投资圈被摩拜和ofo瓜分完了，根本拿不到其他融资。“单车二三梯队全都得‘倒’。”在单车市场争夺战中，用户是一枚关键棋子。丁伟觉得，摩拜和ofo依旧在激烈鏖战，他们现在想的不是盈利，实际上就是抢客户，用户一元钱能骑一个月，这不肯定亏嘛，但不论亏多少钱，抢到客户就行。当客户抢到手，习惯使用这种产品后，再推出新产品，那就盈利了。用户押金是共享单车融资的敲门砖。他说，比如摩拜和ofo单车巨头，用户的押金只当作现金流，这是拿到融资的关键。他们一般不挪用押金，也不缺这些钱，用户的押金都是给投资方看的。丁万青的资金链断裂、创投圈融不到资，町町单车的结局注定失败。“人的性格最难改变，我是一个不甘平凡的人，总想做些事。”丁伟这样评价自己。“假如不是他父亲资金链断裂，他认为自己不会败。再假如他不是眼光太高，没在乎那些小融资，也不会败这么惨。”败局町町单车在市场上存活仅八个月，“生命”戛然而止。今年4月份，町町单车公司危机初现。有天下午，丁伟正在公司上班，他父亲去天津的车厂，他们问“丁总在吗？”公司员工说，“哪个丁总？这是大丁总的儿子。”二话没说，对方上来连打两巴掌，把丁伟给打懵了。丁伟问父亲怎么回事，丁万青坚称没问题。丁母后来告诉他，家里的投资理财公司出问题了，那些人是去公司追债。丁伟怒了，家里创办公司之初，父亲让他签了字，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丁伟觉得他有权知道公司的事情，但父母没透露半点信息。丁伟“赌气”带团队离开公司。五月初，丁伟经受不住追债人骚扰，他父母亲自把他送到机场，打算安置在福建姑姑家，暂时躲避追债风波。丁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后，追债者纷纷上门讨债。作为町町单车“造血者”的丁万青也被警方控制，再加上摩拜和ofo市场挤压，町町单车轰然倒塌。丁伟坚持认为町町单车的倒闭，不是因为经营或者团队管理的问题，完全是受父亲财务状况影响。丁伟不清楚公司具体投资多少钱。但他粗略估计，一辆单车按1500元计算，软件费100万元，加上订车押金100万，共计投入应在1700万左右。丁伟离开南京时，看到单车用户有15万，每人押金199元，即用户押金共计3000万。他从看守所出来，还有一万用户押金没退，即200万押金。“家里被掏空了，能借都借了，不然肯定把钱退还给用户。”现如今，町町单车散落在南京大街小巷。丁伟采购的单车造价成本高，质量好，寿命能达3年。至今町町单车后台没有关闭，老用户依旧能扫码骑车，骑车计费是0元，“这也算是对他们一种补偿。”丁万青被抓是压垮町町单车最后一根稻草。丁父被抓时，丁伟正躲在福建出租房睡觉，凌晨七点左右，他突然接到姑姑电话，说他父母被抓了，“那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当时我劝过我爸，你别撑，你直接自首，反而没什么事。但他不想坐牢，总觉得能撑过去，他去借高利贷，结果越拖越大。”丁万青被抓前，依旧同别人谈判，四处为单车找融资。丁伟也未能幸免。今年8月份，身陷舆论漩涡的丁伟被民警从福建的公寓带到南京，服务站休息时，因手铐没被遮挡，路人指指点点，拿出手机给他拍照，“他们就像拍动物一样。”丁伟自嘲那时他变得彻底不要脸了。风光在商场如战场的定生死的棋盘，涉世不深的丁伟沦为“弃子”。“他（父亲）特别独断专行，什么事都不愿意说，总闷在肚子里，死撑！”这些道理是丁伟在看守所看透的。丁伟埋怨父亲。他痛恨父亲不告知实情，从看守所出来后，发现他父亲没有害他。“二代”是他在看守所流传开的。家族企业破产，“富二代”丁伟变成“负二代”。狱友听说他家企业破产，戏虐称他为“二代”，并鼓励他“二代，你要挺住，你家就你一个顶梁柱。”丁伟觉得“二代”称谓很适合自己。他把微信英文名字改为“二代”，他认为这既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变相鼓励。丁伟从记事的时候开始，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家族企业蒸蒸日上，丁家财富滚滚而来。丁伟打小都有专车接送，车子也从帕萨特到丰田，再到现在保时捷。网上流传一张丁伟站在一辆奥迪R8跑车前照片，意气风华。他双臂交叉环抱，上身穿灰色风衣，脚穿黑色运动鞋。“他们说这车是靠用户押金买的跑车，其实这车都买两三年了。”丁伟哈哈大笑。这是江苏泰兴第一辆价格超百万的跑车。买车时，丁伟家人不同意买跑车，母亲问卖车的人，这车加速百公里能提速多少，担心速度太快易出车祸，卖车人刚张口，丁伟用手指对嘴嘘一下，“别说！不然家里不让买！说慢点！很慢！”“富二代”丁伟土豪生活到今年4月终止了。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几个月里，追债、自杀、逃离、入狱，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一连串的遭遇，这让丁伟从来没感到如此落寞。他躲在家里喝酒，整天喝的酩酊大醉，然后倒头就睡。“好好的家怎么说没就没了？”丁伟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卧室的天花板。十月上旬的一天，风波已过去数月。丁伟坐在黑色旋转椅上，嘴唇紧贴着话筒，在直播平台上演唱歌曲《父亲》，歌唱到一半，他嚎啕大哭，转身离开，消失在直播画面。几分钟后，丁伟再次坐在电脑前，他说不想博取人同情，也不希望别人怜悯他。丁伟说看守所的日子反而让他“蜕变”了。“姐姐和姑姑去接他，哭的跟傻子一样，她们说女朋友跟我分手了。”丁伟没说话，只是轻叹一声。绝境失意的丁伟打算跳楼结束生命。今年4月份，他在公司被追债人打两巴掌后，加上女朋友提出分手，醉酒的丁伟彻底崩溃了。他晃悠悠地来到南京一座商场天台，两腿悬空，打算跳楼自杀。他打电话给表弟，嘱咐遗言，他表弟在电话中大哭。丁伟父母得知后，嚎啕大哭，匆匆赶过去，醉酒的丁伟被劝下。丁伟是个不服输的人。次日有人对他说起这事，丁伟还特意去天台看一眼，“这是我干的事？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怎么敢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丁伟流露出惊讶表情。这不是丁伟第一次想结束生命。他在福建躲避债主时，整宿喝的酩酊大醉，想过很多种死法。但一想到父母，他又断绝这个念头。“死能解决问题？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来承担谁来承担？爸妈都进去了，我不去扛这个家，谁来扛呢？没有办法，不想做也得做。”此时创业失败的丁伟站在人生最低谷。他在共享单车的商战中，早早入局，又早早被踢出局。丁伟在看守所被关押30余天。刚进看守所时，狱警看丁伟身体偏瘦，问他是不是吸毒进来的，他回答不是。“那你是打架进来的？”狱警又问。“我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来的。”“你年纪不大，怎么犯这罪。”狱警半信半疑。丁伟曾在看守所碰到跟他命运相仿的企业家。“他跟我遭遇很像，墙倒众人推嘛!出事后，这不好那不好，一片谩骂声，说人家是诈骗犯。他没入狱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成功的企业家。”看守所也是丁伟重获新生的地方。他进看守所前，心里想不开，什么人都不想见。但他在拘留所待半个多月后，反而彻底想明白了。平时，他在里面除了训练，每天打坐发呆，冷静下来的他不停反思自己，从儿时一直回忆到现在，“我到底做什么坏事了，怎么弄成这种结果。”丁万青在狱中曾给丁伟写过一封信，谋划丁伟的未来。信中说：“儿子好几个月没看见你了，爸爸特别想你，现在你也大人了，通过这次事情，你也会成熟许多。我想就是开个门店卖福利彩票，再卖点香烟，再加个APP网络销售，如果宣传推广的好都行，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也可以在南京做这件事……”创二代“‘创二代’创业？成功就适合创业，失败就不适合。”丁伟感概。有人问丁伟你好好富二代不做，干嘛非要去创业，不应该干这些。丁伟有时也会反思，自己干嘛去趟这个浑水。丁伟喜欢甄子丹、史泰龙主演的动作电影，他觉得那种拳拳到肉的打斗刺激惊险。“创业也是这样，就得有那种冒险精神，即便失败。”丁伟抬手摩挲一下短发，脸上挤出一丝微笑。富二代在外界给人的印象是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丁伟觉得那只是表象，他们很想做事，有些人还干得不错，他们有充足的资本。但在中国南方，家族式企业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在孩子没成家生子前，父母绝不让他们掌握企业的财政大权，担心孩子太年轻，把父辈甚至祖辈们辛苦打下的家业给败了。丁伟就是这种传统的家族式企业。在他创立共享单车时，用户通过支付宝和微信交纳押金，绑定在公司银行卡，但丁伟并没见过银行卡。丁伟的单车公司完全由其父亲个人投资，他只是执行者。“我从来没管过钱，也没见过公司的账目，这在家族企业里很正常。”毕竟丁伟入世不深，他刚从学校毕业一年。丁伟国外的求学经历同其他“富二代”如出一辙。他就读于美国洛杉矶加州分校BA（商业数据分析）专业，读书不到一年，因身体原因，回国上大学。这让丁伟阅历更加丰富，想法远比普通人多得多。“我不是单独说我，九零后‘创二代’思想都很超前，而父辈们又思想守旧，他们执掌财政大权，但没冲劲。”丁伟举例说，老一辈开饭店依旧是传统模式，内外部装修豪华，厨师也是顶尖级别，但客流量并不多。但现在“创二代”们会把酒店开成特殊化，像主题酒店，或者店里搞个新疆舞蹈等，极具特色，客流量绝对比传统饭店高。但“创二代”靠这些远远不够。“父母得足够溺爱你。”丁伟又补充一句。重生10月初，背负债务的丁伟从看守所出来，他拖着行李箱，坐四个半小时动车从南京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这似乎有点逃亡的意味。以前丁伟每年都会到几趟北京。他到北京都是到酒吧玩，但丁伟不喜欢吵，每次凌晨十二点前都偷偷溜出来，逃离喧嚣的酒吧。但这次丁伟并没有逃。丁伟在整个北京唯一开业的酒吧待到凌晨六点，他就一直坐着，唱歌很好的他并没开嗓，“没心情。”朋友们见他心情不好，劝他“没事啦，我们还在呢？”从酒吧归来，丁伟搬到通州某家科技园的宿舍。宿舍有三间卧室，目前丁伟一人居住，他住在靠近南面最里面的一间，一张柜子，一张床，几台台式电脑摆放在桌上。卧室木桌上的电脑是丁伟赚钱工具。晚上9点，丁伟都准时在某直播平台上开播，一晚唱15首歌，一直唱的晚十一点下播。这次丁伟应北京朋友受邀而来，让他管理一个经纪传媒公司，管理10余名主播。“我是富二代，我了解富人什么心态，怎么让他们去打赏，也知道男人怎么样才会从他们腰包里掏钱。”丁伟信心满满。直播中，直播屏幕上不时弹出骂他的话。“我不想说自己有多苦，不然到时候又有人说我想洗白，博取同情。”丁伟大骂一句。“我不想现在什么生活，有什么过什么生活。”丁伟骂自己，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创业，搞的整个家都没了，沦落到卖唱的田地。“家里也没留家底给我我，父母觉得特对不起我，劝我别再请律师。”丁伟没同意，他觉得找人借钱请律师也就后悔一星期，不借钱打官司，他会后悔一辈子。北京的深秋，夜晚格外冷。丁伟的卧室很寒酸：一张两米宽的大床，淡蓝色花格的薄被子随意丢放在床上，枕头。被子和枕头是前任租户留下来的。丁伟把干净的毛巾整齐铺在黝黑的枕头上，裹上一件外套防寒，然后抱着陪伴他八年的小狗入睡。“毛巾盖在枕头上，也就不脏了。”寄人篱下的丁伟不在乎这些生活细节。丁伟更着眼于眼前。有人问他是否想东山再起，丁伟摆摆手，有点心灰意冷。“我也打算二次创业，但即使过个七八年能创业成功，那又能翻起什么大浪？”

“双十一”刚刚过去，消费者就遭遇了“退货难”。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尽管新消法中已经确定了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障碍。退货依旧不易今年“双十一”是新消法实施后首个大型购物节。记者采访发现，现在消费者退货难总体好转，但退货难的情况仍然存在。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了解到，截至17日，“双十一”的投诉量已经超过去年两成，退货是投诉“重灾区”之一。今年“双十一”首次打出“国际化”的口号，但是海外代购商品退货却很困难。在北京朝阳区工作的何燕告诉记者，“我买了件海外代购的店家的包，拿到后就发现脱线了。对方还不愿意退，因为海外代购退货成本实在太高，一单平均邮费都在百元上下。”有些商家提出的退货附加要求让消费者很为难。在上海工作的程洁告诉记者，“双十一”买了款防晒霜，由于我常用专柜货，所以一用就知道是假货。但店家不承认，而且还说商品包装被拆过了，所以不给退。在上海工作的韦妮也告诉记者，“双十一”买了一件衣服，但其中一个袖子上有明显的质量问题，想要退货时，卖家说要出示“快递签收时物品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明”，但现在快递基本都寄放在门卫，快递小哥早就不知道哪去了，“我怎么出示这个证明呢？”此外，今年“双十一”争议最大的，还是天猫预售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上海市民张梦“双十一”买了一款行车记录仪，使用时发现很不方便。但天猫认为这款产品属于预售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所以就只能继续忍着用。多因法律“空子”大现在“退货难”多数因为法律不够细化，这自然给很多争议留下了空间。因此，地方法规适当的细化就显得非常必要。11月20日，上海市人大通过修改《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决定，“七天无理由退货”明确纳入地方立法。在上海的新消保条例中，就针对拆包装、预售等情况做出了规定：除了新消法中明确列出的根据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四类商品，经营者应当通过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并设置提示程序，采取措施或者技术手段，供消费者进行确认。对此，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介绍，在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一些网购商品可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但必须是“一人一物一确认”。这要求商家必须在消费者下单时出现明确的提示框、消费者对不予退货的条款进行确认。上海市消保委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汪鸫指出，新消法明确规定，只有性质不适合退货的商品才不属于无理由退货范畴，预售商品从商品性质上来讲也比较复杂，对所有商品都“一刀切”不予退货的做法，违反了消法规定。拆包装就不允许退货的做法也不符合新消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说，确认无理由退货制度的初衷，是让通过网络等方式购物的消费者享有与实体商场购物同等的检查、试用商品的机会，从而自主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如果要求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必须未拆封，那么规定无理由退货权就没有意义了。”不过，尽管上海明确否定以上几类不让退货的理由，但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在上海以外注册的电商企业将不受条例约束。产品质量决定“退货率”据记者调查，“七天无理由退货”确实对一些商家造成了冲击，去年“双十一”后有些商家的退货率甚至达到40％。不过，这主要还是和商家产品质量不过硬有关。记者采访发现，消费者最主要的退货原因还是商品质量和预期不符。在北京工作的何燕可谓“淘宝达人”，她告诉记者，“目前电商最大的品类就是服装，但是衣服只有亲手摸过、亲身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图片文字即使再详细，跟手摸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不合适当然要退啊。”当然，也有一些消费者是充分利用退货政策。在广东工作的黄林告诉记者，“双十一”我是买四件退三件，因为搞不清衣服的尺寸，所以两个款式每款买了两个尺码。不过，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消费者为数不多，而且这也是电商的特点决定的。实际上，一定比例的退货率对电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产品够好，退货率也能控制。知名男装“马克华菲”电子商务总经理王丹告诉记者，实行“七天无理由退货”以来，对我们影响并不大。我们平常退货率在10％到12％，而去年“双十一”的退货率也就13.5％左右。“其实，只要消费者对产品满意了，退货率自然就低了。”业内人士认为，保证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是促使电商不断提升自己。“这其实也是商业的基本要求，不能因为线上线下而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