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子商务市场形成三国演义格局，而阿里巴巴旗下的Paytm商城（PaytmMall）作为新来者，正在努力寻求存在感。据外媒最新消息，这家电商网站准备寻求6亿美元的新融资，软银集团将继续投资。PaytmMall的母公司是“One97通信公司”，这家公司还拥有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服务Paytm，在此之前，阿里巴巴通过几次投资，成为One97公司以及Paytm业务的最大单一股东，阿里巴巴也为该公司提供了鼎力支持。据印度财经媒体《商业标准报》网站3月5日报道，消息人士称，Paytm商城正在接近完成6亿美元的融资交易，投资方包括了软银集团、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以及来自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在此次融资交易中，Paytm商城的资本估值提高到了20亿美元。Paytm商城诞生的时间不长，阿里巴巴集团以及蚂蚁金服公司为其提供了第一批两亿美元的投资。据报道，去年底软银集团向One97公司大规模投资了18亿美元，获得了这家公司的三成股权（股权比例仍低于阿里巴巴）。不久之后，业内有消息称Paytm商城项目将会进一步融资。需要指出的是，在印度电子商务市场，Paytm商城目前尚未找到立足之地，这家公司进入印度电商市场的时间来得太晚。多家机构的报告显示，印度电子商务市场极为激烈，形成三国演义格局，其中本土的Flipkart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了四成，成为领先企业，亚马逊印度网站也在继续扩大投资。与此同时，另外一家印度电商企业Snapdeal，却出现了增长乏力的趋势。Paytm商城在印度电商市场已经抢到了多少份额，尚不详。据悉，通过在Paytm商城扩大股权，日本软银集团将会在三家印度电商网站同时持有不少的股权。多年前，软银集团曾经向Snapdeal投资了10亿美元，去年，软银向Flipkart投资了近20亿美元。据印度媒体报道，去年软银集团曾经希望促成Flipkart和Snapdeal两家印度网站的合并，从而共同对抗亚马逊公司，但是合并计划遭到了两家印度公司管理层的反对。Paytm商城的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分之一的销售规模来自于食品杂货，到2018年底，食品杂货的销售额将会占到四成。另外，Paytm商城也将在食品领域和亚马逊印度网站展开激烈竞争，目前亚马逊占据了这一细分市场的一半份额。舆论普遍认为，在印度电子商务市场，阿里巴巴犹豫观望的时间太长，错过了最佳的进入时点。与此同时，美国亚马逊公司瞄准了阿里巴巴在印度的空白，先后投入了50亿美元的巨资，构建了成熟的物流网络。各种数据显示，Snapdeal公司正在竞争中失去份额，未来印度电子商务之争，极有可能变成Flipkart和亚马逊的龙虎争霸。不过在印度市场，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支持的移动支付工具Paytm，已经成为具有垄断性优势的支付服务，阿里巴巴正在把支付宝在中国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印度Paytm中。Paytm在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也促使管理层和阿里巴巴利用这一品牌，新建电子商务平台“Paytm商城”。

这是巧合吗？昨天，ofo宣布与中国信通院达成战略合作，戴威的笑脸刚刚刷屏结束；今天，就有媒体爆出摩拜即将完成E轮融资的消息，据悉本轮融资多于10亿美元，由美团领投，腾讯等多个老股东和新投资方跟投，并且，美团的资金已经到账。美团加入摩拜阵营，并不令人意外。2017年年底，愉悦资本的刘二海曾谈到过美团在摩拜的角色，他表示：“出行本质上是流量门槛，美团进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美团内部人士回复投资界：“没有此事”。Anyway，传言再次霸屏。如果这接连的刷屏是巧合，只能说共享单车双巨头的缘分深不可测。大战升级现如今，ofo和摩拜之间的竞争，早已不局限于同业竞争、独角兽之战、资本大战……他们从国内打到国外，从线下杀到线上，并且随着投资方的增加、融资金额的上涨，频频上演新番剧情，精彩程度让吃瓜群众频频感叹“单车大战比热门网剧还吸睛”。投资界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成立至今，ofo已经斩获了10轮融资，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参投资本方在20家左右；如果本次美团领投传言为真，则是摩拜斩获的第11轮融资，摩拜的总融资额将超过20亿美元，参投资本方在30家左右。下表为投资界根据公开数据整理的ofo与摩拜系列融资详情：伴随着队友越来越多，竞争格局也在随之变化。首先，基于单车行业，ofo和摩拜虽然是毫无疑问的两大巨头，但是二者的地位也没有十分稳固。哈罗单车在2017年一年完成6轮融资之后，火速杀入第一梯队，看其背后投资方，蚂蚁金服赫然在列；并且，小蓝单车也在2017年起死回生，收购方为滴滴。此外，ofo、摩拜、小蓝、哈罗的“四国杀”也只是战场之一。其背后，滴滴与美团的竞争也日益激烈。2017年3月，美团开始在南京试点网约车，2017年年底，美团打车正式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温州、福州、厦门7城的APP上线打车入口，剑指滴滴。另外，摩拜的共享汽车和共享电单车也接连推出，似乎在资方支持下毫不畏惧滴滴的势力。再往后看，阿里和腾讯的竞争则生生不息。当初滴滴争战网约车霸主、美团大战点评的时候，腾讯和阿里作为背后资方就没有闲着，如今单车大战，马化腾也曾在朋友圈与朱啸虎公开“互怼”。马云也曾公开表态：“无论共享单车也好，还是当年的滴滴快的也罢，作用不可小视。共享经济服务低收入人群，收入和利润一定是不容易”。单车大战已经彻底升级为出行大战，巨头站队、资本撑腰，相信新一轮补贴大战也将拉开帷幕。ofo、摩拜传了近一年的合并，谈得怎么样了？不知不觉，ofo与摩拜或将合并的消息也被传了小一年了。起初，是ofo的投资人朱啸虎先带起这个话题，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行业还没有达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合并，需要一定的大智慧大格局，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再去打消耗战没有意义。”和朱啸虎一样认为“打消耗战没有意义”的投资人不在少数。由清科集团、投资界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上，ofo投资人王刚不仅明确希望ofo与摩拜合并，并且提出“我希望合并后的公司，滴滴能够主导。”作为ofo与摩拜背后的两大巨头，马云不仅公开表达了自己态度，还替马化腾发了言，他说：“我知道腾讯是希望共享单车企业合并的。阿里做任何的兼并、合作都会思考对行业的贡献，不能为了垄断、为了早点收钱而做。”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马云城府很深，他口口声声说不知道阿里投了ofo，其实心里清楚谁想推动合并，于是投资ofo和哈罗单车制衡腾讯，这将是一场拉锯战。”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则表示：“可能大家份额都不太增长的时候，是合并时机吧。”另一方面，他还指出“合并的阻力不来自投资人。”倘若如此，那么创始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ofo创始人戴威曾对外回应过此事，他的态度可以总结为：针对合并，“在共享单车行业合作是大于竞争的”；针对资本的期待，“作为创业者，非常感谢资本，因为资本助力了企业快速发展，但资本也要理解创业者的理想和决心，创业者应该与投资人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关于合并一事，各方都给予了观点，但是双方创始人私下有没有交流过我们并不清楚，肉眼可见的是，ofo与摩拜的战争还在继续，并且战火越烧越广阔，而ofo投资人朱啸虎已经撤退了。

当其他电商平台都在大力发展自营外的第三方业务时，1号店（yhd.com）却不得不将这部分业务独立运营，主要原因是获得沃尔玛投资受到商务部限制。就在自贸区概念在上海火热蔓延时，1号店借助在自贸区设立新公司的方法收回平台业务统一运营，打破了长达一年半剥离运营的窘境。外资控股的无奈超市连锁巨头沃尔玛原本是想在中国自建电商，但后来放弃这一策略转为寻求投资，在与京东提出5亿美元控股遭拒绝后，沃尔玛与1号店走到了一起。2011年5月，沃尔玛通过购入平安20%股份（平安拥有1号店80%股权）获得1号店股权，随着1号店规模的迅速扩大，2011年底沃尔玛希望成为控股股东，不过这项计划需要得到商务部批准。在经历了9各月等待后，2012年8月商务部批准沃尔玛将持股比例从17.7%增加至51.3%进行控股，但是要求在此项交易中加入限制性条款，其中规定，被沃尔玛收购的1号店所属公司纽海控股，不得开展面向第三方的开放平台业务，沃尔玛也不得通过VIE架构从事增值电信业务。商务部做出此限制的理由是出于反垄断竞争、以及相关外资运营业务条例的限制。这也意味着，沃尔玛控股的1号店资产只能是自营业务。但是当时的大环境是，所有电商B2C类平台，都看到了天猫第三方平台的赚钱能力，都认识到无论是扩充品类、提升交易额还是扭亏为盈，都需要靠第三方平台的发展。这也是2011年1号店最重要的战略，在商务部批准之前，1号店引入了图书、服装等多个品类，并对外透露出“平台化”转型的信号。但无法否认的是，沃尔玛成为控股股东，1号店将获得大量在资源、供应链管理经验及品牌。在利益权衡下，1号店最终选择将原有平台上涉及的第三方平台业务，如1号商场、1号团、名品特卖等，整合为独立域名1mall.com（1号商城）的网站，剥离独立至上海传绩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自营和平台业务由两个不同的团队进行运营，虽然在1号店yhd.com平台里有1号商场入口，但是消费者在购物时，购物车和结算都是分开进行，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不便利。而这一年1号店在对外宣传时，也很少提及平台业务的发展状况。曲线收回平台业务就在数日前，1号商场网站悄然推出一条公告，称“原1号商城所经营的业务，现在由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通过网站经营”，并将网站直接跳转至1号店首页，其中最重要的是，用户购物车、结算都能够进行合并，1号店重新掌控了平台业务的运营权。这其中关键的公司，就是上述纽海电商公司，这是一家于11月14日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独立运营1号商场的“上海传绩电商有限公司”，以及为1号店全资子公司的“新岗岭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及交易业务等。目前并不清楚上述两家公司对新公司的持股比例，也不清楚沃尔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据1号店内部人士透露，未来将有新公司整体运营1号店和1号商城。1号店官方的答复则是，“纽海电商是1号店网站经营主体，沃尔玛仍是1号店投资方”。对于此举是否是让沃尔玛曲线获得平台业务经营权，1号店相关人士并未予以正面回答，只强调有这样的公司结构调整，肯定是在合乎法规的情况下构建，而原有1号商场员工及管理团队，将通过新公司为入驻商家提供服务。这一改变被1号店官方对外宣传“2.0时代”，意思是2.0时代下的1号店不仅包含原有1号店网站业务，同时还将开放平台给入驻商家，并为入驻商家提供各类平台及增值服务，并且未来还将持续大幅拓展商品丰富度。除了收回平台业务统一经营之外，进入自贸区的1号店还将在进口贸易、国际结算成本以及跨境电商业务等方面获得政策支持。1号店背后的沃尔玛虽然沃尔玛控股了1号店，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极尽低调之能，从来未对外披露与1号店整合的进展，而1号店的各种媒体活动上，也很少回答与沃尔玛相关的问题。但事实上，1号店已经开始从沃尔玛获取资源。比如今年沃尔玛高调进军北京生鲜市场，背后正是依靠沃尔玛的供应商以及冷链系统。如果没有沃尔玛的渠道，1号店进入北京生鲜领域市场的速度不会有那么快。据了解，除了生意上的合作，沃尔玛还会分享一些线下好的产品和经验分享给1号店。比如沃尔玛的高端店山姆会员店有电商业务，上面有很多生鲜水果，沃尔玛对这些生鲜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包括直径多大、甜度到什么样的水平，这套质量监控体系就会被1号店借鉴。而接下来沃尔玛会和1号店有各种合作。有1号店高管曾向新浪科技透露，沃尔玛在这方面和1号店有很多探讨，比如用户在1号店下订单，然后给出很多选择，一是通过全程冷链送货上门，二是直接去沃尔玛实体店面或山姆会员店自提。甚至更远一些，未来食品方面，沃尔玛及1号店可以和加油站合作，做一些饮料的自提。“未来的创新模式都不排除进行尝试，因为互联网就是和创新有关。”当然上述都是一些规划和探讨，目前还并未有实质的举措。1号店目前和沃尔玛最直接的合作，是可以使用沃尔玛的供应商体系，能够直接和这些供应商谈合作，而其他电商很难第一时间接触到这部分供应商。比如沃尔玛在英国有一个叫做艾思达的子公司，是英国前三位的超市，有包括饼干、牛奶、红酒这些严格筛选的品牌，而1号店就可以直接进行引入。据了解，每个季度1号店跟沃尔玛亚太区的CEO都有会议，就是谈如何在战略层面进行合作。落实到执行端的时候，双方就会设立一些工作小组，比如谈生鲜合作、谈欧洲合作，就会指派专业团队大家在一起对接。对1号店而言，目前电商行业竞争非常激烈，而1号店在进口食品这部分非常有优势，他们希望能够做到更快以及和其他电商不一样，以此留住用户。接下来沃尔玛这些资源如何在第三方平台上体现，并且快速扩大规模实现盈利，是1号店仍然需要面临的问题。

日本软银集团领导的一个财团，之前一直在从股东手中收购旧股票。据多家美国媒体周四报道，股票招标已经结束，软银已经以满意的价格，获得了大约14%的股权。据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软银领军的投资财团中包括了投资公司Dragoneer、TPG、红杉资本，以及中国腾讯公司。软银此次的投资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收购旧股票以及注入资金，获得新股。据消息人士称，软银以480亿美元的估值（在目前估值上打七折），一共获得了20%的股票转让竞标，这一比例超过了14%的原定计划，因此软银和其他投资伙伴将如愿获得足够的旧股票。除了旧股票之外，上述投资财团还将向Uber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获得一部分新股。这笔投资将Uber估值为690亿美元，也是Uber目前最新的估值。此次投资完成之后，软银集团将成为Uber的大股东之一，将获得两个董事会席位。软银的进入也将有助于Uber正在进行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改革。未来，Uber董事会的董事席位将会增加到17个，这也会稀释旧股东的控制权。另外，Uber之前的最大股东基准资本也将撤销对于前任首席执行官卡兰尼克的相关法律诉讼（已经转变为仲裁案）。之前，Uber管理层表示计划让公司在2019年上市。此次软银收购旧股票的交易，也让一些旧股东提前获得了一次套现离场的机会。据美国媒体报道，Uber大量的前任员工排长队登记，希望能够将股票转让给Uber。另外Uber不久前曝光的大量负面新闻，也让更多股东萌生了套现离场的念头。卡兰尼克极富争议的个性，导致Uber成为历史上遭遇外界批评最多的互联网公司。虽然卡兰尼克已经走人，但是时至今日，Uber仍然在爆出大量的负面新闻，其中包括并未公开去年的一次黑客入侵事件，甚至向黑客支付了封口费。最近，欧洲法院裁定Uber仅仅是一家出租车服务公司，而不是一家科技公司。Uber将会在欧洲多国和其他国家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比如将网约车司机视作全职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和保险，另外Uber可能需要向地方政府支付牌照税费等。软银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资公司之一，在入股Uber之前，软银也投资了全球多国的网约车公司，甚至有一些获得软银投资的公司组建了“反Uber联盟”，共同在业务上进行合作，阻碍Uber的全球化扩张。也有声音认为，软银对于全球网约车行业的广泛投资，涉及到了大量的竞争对手。这样的投资举动和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力，可能引来反垄断甚至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隐忧。Uber是全球网约车商业模式的发明人，最初号称利用私家车的闲置资源提供交通出行服务。不过时至今日，全球出现了大量模仿Uber的公司，他们的运作模式越来越类似一家出租车公司，网约车司机成为许多人全天候的正常工作。除了并未从政府获得牌照、采取动态定价，并未成为出租车公司全职雇员之外，他们和出租车司机的区别正在模糊化。

10月31日，《电子商务法草案（二审稿）》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较于一审稿，草案二审稿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是平台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做出补充和完善，同时强化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进一步体现了对电子商务规范的意义。对此，小编针对草案二审稿新增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一、明确电商经营主体为使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的分类和含义规定得更加清晰，草案二审稿将原来的“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统一改为“电子商务经营者”，并增加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包括自建网站经营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电子商务经营者三类。该定义进一步细分了“电子商务”的主体类别，微商、共享经济、直播平台等新业态都可以被纳入法律规范的对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电子商务法草案在制定过程中，特别注意保持了法律框架的开放性，以使其能够容纳未来出现的业态和模式。”业内人士认为，草案对新事物发展持鼓励和促进态度，体现了原则性和具体性的结合、前瞻性和现实性的结合。二、加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一直以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始终是人们持续关注的重点。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买家们遇到假货、欺骗等现象。根据企鹅智库315期间发布的《2017中国网民受骗及维权数据报告》显示，2016年有高达71.5%的王敏曾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其中，近八成网民的损失达百元以上。其中，在网购过程中，有2%的消费者买过来自核污染地区的日本产品；有59%的老人购买过虚假药品、保健品；有53%的消费者遇到过运动品牌的虚假宣传。（图片来自企鹅智酷《2017中国网民受骗及维权数据报告》）尽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及“七天无理由退换”等网规的保护，电子商务法则进一步加强维护消费者的权益。1、告别“0差评”网店购物评价和销量不仅是消费者选择购物的判断依据，也成为商家竞争排名的标准。而虚假宣传、虚假交易、虚假评论都伤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网络购物的环境，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此前，就出现了因买家给差评而遭到商家打电话请求撤销评论的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发生威胁、报复等危及买家人身安全的事件。此外，商家为了提高搜索排名，采取“好评返现”或“刷单”等大量手段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从而带起一条新兴的黑色产业链。其中也不乏有人因刷单或不返现而被商家欺骗，因而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电商法二审稿在一审稿基础上做了修改，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假宣传、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也有同行因恶性竞争恶意刷“黑评”，给商家和消费者也带来了损失。电商法二审稿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但是，消费者使用侮辱性、诽谤性语言或者明显违背事实进行评价的除外。违者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2、竞价排名须标明“广告”去年，“魏则西事件”将“竞价排名”推到风口浪尖，随之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魏则西的过世，让莆田系民营医院、百度推广、医疗监管制度等话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样，在电商领域，商家通过投入广告提升排名为自己带来利益，对消费者来说却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不仅会误导消费者消费，且不利于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在电商法二审稿中，新增了一条规定，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销量、信用高低等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显著标明“广告”。违者将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处罚。该项规定有效地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也有利于遏制商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信息安全”将成立法重点如何保证消费者的信息安全，也是电子商务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网络安全的重要内容就是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电商平台上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给消费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此前，经常有卖家为牟利贩卖买家个人信息，导致人们经常受到垃圾短信、诈骗电话。泄露信息包括消费者近期内的消费类型、账户余额、消费习惯、身份信息、通话记录和收件地址等。在此背景下，草案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及电子商务经营者提出要求。电商法二审稿中新增规定，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使用其用户的个人信息，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如违反本法规定，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处罚。同时，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有关电子商务数据信息后，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数据信息安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证其网络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保障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向有关部门报告。4、消费者维权刻不容缓根据数据显示，41.3%的消费者在遭遇欺诈后选择忍耐，并没有进行投诉，其最大的原因是维权过程过于繁琐，其次是不知道具体维权渠道。此外，金钱和时间成本也成为妨碍消费者维权的大问题。针对网购中消费者投诉举报难、获取证据难等问题，草案二审稿也做出进一步完善。草案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公开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在电子商务争议处理中，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记录。因其原因无法查明事实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针对日益增多的电商消费纠纷，可以建立电商消费者举报投诉公示机制，促进电商诚信经营；同时建立信用等级机制，对电商实现信用等级管理并公示；建立失信惩戒机制，要求电商平台提供商对信用等级电商采取限制性措施，也可结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使用；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使信息公示有操作的依据，明确电商平台提供商的责任与义务。三、强化规范平台及经营者责任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所以法律往往加强对其保护。但在互联网时代，有上千万的卖家群体。其中，中小卖家仍占绝大多数。然而，人们把目光放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是否也注意到，商家的权益由谁来保护？1、“店大欺店”怎么办？电商平台“二选一”将被遏制日前，腾讯、京东和唯品会共同宣布，三方达成最终协议，腾讯和京东将在交易交割时以现金形式向唯品会投资总计约8.63亿美元。刘强东表示，此举是为了针对行业垄断和“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巨头之争下，“受伤”的往往是商家。对于商家们来说，电商节日促销总是令他们喜忧参半。在利用电商购物节获取利益的同时，他们也可能面临在不同电商平台之间“二选一”或者“多选一”的问题。对此，草案二审稿中新增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交易价格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对于违反者也规定了具体的罚则，包括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中小经营者是创造财富、推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中坚力量。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平台内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经营者的保护。根据草案二审稿，电商平台不得滥用市场地位来侵犯网店的经营自由与合法权利，将为打击平台“店大欺店”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2、“打假”从根本抓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责任在每年一度的“315”晚会上，都会曝出一大波问题企业及问题产品。假货不仅威胁着消费者和正品品牌，也严重伤害整个商业链条上中下游的所有参与者。一直以来，各大电商平台对于“打假”力度不减。阿里先后推出打假系统、升级诚信维权机制、建立打假特战队，依托大数据开展了多次线下打假行动。京东则建立直接追究第三方商家违规责任的执法机制。但究其原因，还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今，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越来越多。对此，电商法草案二审稿对一审稿做了相应修改。二审稿要求，电子商务经营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修改强化了对平台上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情形应的注意义务，扩大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职责和义务，体现立法层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进一步打击网上侵权假冒行为，净化网购环境。此外，草案二审稿还增加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对损害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上述两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草案二审稿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小编了解到，电子商务法草案或将在本月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并在明年最终立法。电商法二审稿的修改，解决了很多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总体来说已经相对完善，但仍有不足的地方需要继续改进。相信在三审落地后，能够尽快促进完成电子商务立法。

当下，我国互联网行业多个细分领域的超级网络平台垄断局面正迅速形成并不断强化。一些超级网络平台作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集私权力和公权力于一体，所拥有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已超出企业原有边界。平台权力滥用、平台责任泛化引发的平台与政府、平台与用户、平台与社会、平台与平台间冲突不断。近期爆出的阿里京东“二选一”争论、菜鸟顺丰关闭数据接口、微信封杀淘宝客、华为微信用户数据争执和苹果微信打赏风波等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些冲突直接损害用户基本权利，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恶化行业创业创新环境，损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和政府形象，也给现有网络治理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在《反垄断法》颁布十周年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相继修订之际，为梳理我国超级网络平台竞争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治理方案，促进行业向规范化、法治化方向发展，互联网实验室正式启动“中国超级网络平台竞争与垄断问题的系列研究与研讨”，研究与研讨将涉及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网约车、数据垄断等领域的互联网巨头，最终形成系列研究报告。就研究目的，互联网实验室特别强调，这次系列研究和研讨旨在引起政府部门对互联网行业垄断问题和危害的关注，而不是为了打击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平台。互联网实验室成立于1999年，陪伴和见证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与壮大，深知中国互联网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走上世界舞台、成长为超级网络平台这一步一步中的艰辛与不易，这些平台不仅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中国从网络大国成长为网络强国的中坚力量。但我们都知道体量越大责任越大，更知道创新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源动力，只有通过创新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才能让更多创新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用先进的技术和模式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形成中国互联网行业稳定的创新发展梯队，真正成为全球互联网的第二极。互联网已进入网络平台时代，一些互联网巨头正向超级网络平台迈进。全球市场中，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以下简称“FAMGA”）已然成长为超级网络平台。国内而言，腾讯、阿里巴巴两大互联网平台未来很可能成为继“FAMGA”后的又两大国际超级网络平台，但目前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在内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了国内的超级网络平台。因此，互联网实验室对中国电商领域超级网络平台垄断行为及治理的研究，在综合考量平台垄断行为表现、社会关注度、超级网络平台地位等因素后，选取了阿里巴巴作为研究对象。经过18年的持续创新与发展，阿里巴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网络平台，引领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奇迹，解决了千万人的就业问题、改变了亿万人的消费方式，让商品的流通不再受地域限制、促使无数并不相识的卖家与买家之间达成交易，践行“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使命。伴随阿里巴巴的进一步扩张及国际化步伐加快，与全球化的超级网络平台的差距日益缩小。但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其不规范行为也愈演愈烈，引发业内高度重视。近年来，阿里巴巴不规范竞争行为不断增加，甚至升级涉嫌垄断。回顾阿里巴巴不规范竞争历程，按照阶段特征可分为“沉默期”、“成长期”、“爆发期”和“升级期”。四大阶段不仅折射出了阿里巴巴不同发展阶段对谋求生存、巩固地位、获取利润和掌控资源的不同诉求，更是反映出了这些行为整体的升级态势。报告将阿里巴巴不规范竞争行为的升级态势归纳为四点：一是不规范竞争行为多样化；二是不规范竞争隐蔽性增强；三是不规范竞争野心倍增，着手把控数据、媒体等社会资源；四是不规范竞争行为升级为垄断。不规范竞争行为内外因素兼具，垄断危害不容小觑对于危害，报告指出，作为超级网络平台，阿里巴巴的垄断行为危害巨大。二是，扼杀行业创新。阿里巴巴为保垄断地位，一方面强力打压竞争对手、限制创新技术推广，造成竞争双方疲于应战而怠于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商领域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压榨、绑架平台商家，导致商家再投资空间小、创新动力不足。同时也催生不正“创新”之风，面临创新能力丧失危机。为夺用户，商家使用“歪门邪道”，仿货、假货、刷单等行为极为盛行，致自主创新力退化。四是，影响国家政经安全。首先阿里巴巴的VIE结构，造成国内资本流失在所难免，更带来了政治、经济安全隐患。其次，阿里巴巴对媒体的渗透及专家学者的公关，无疑将屏蔽甚至左右独立第三方舆论。再次，阿里巴巴拥有大数据资源，威胁国家网络安全。最后，出海综合性风险增加，易反噬国民经济安全。当前公众对反垄断法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普遍偏低。尤其是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对反垄断知识及垄断事件关注的不足无疑将助长垄断者嚣张气焰。因此，政府首要任务就是加大反垄断法普法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好社会监督功能。此外，鉴于单个商家和消费者垄断诉讼成本高昂的难题，建议尝试建立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垄断受害者的众筹诉讼机制。通过协同多方的力量对互联网行业一些领域的典型垄断行为进行主动诉讼，提高社会对垄断的监督作用。《中国超级电商平台竞争与垄断研究报告》PDF全文文件下载（点击下载）

不久前，携程旅行网捆绑销售附加产品和服务一度引发热议。12月1日，上海保监局向携程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保代）开出总计40万元的罚单，称其2016年度通过携程旅行网销售保险产品过程中存在“未明确披露承保公司、代理销售主体，未明确披露产品条款信息及批备编号”等违法行为。记者调查发现，此前携程旅行网通过携程保代与保险公司合作的保险产品包括航意险、航空组合险、航空延误险、机票退票险、境内外旅行险、账户安全险等。据了解，在线旅游代理商（OTA）热衷于销售保险产品与超高的渠道费用直接相关。有业内人士透露，部分OTA从航意险中获取的手续费收入最高可能达到九成。被查出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在此前“携程捆绑销售酒店优惠券”成为热点讨论当中，手动取消隐藏在订票信息下的“预选保险框”的情况同样受到关注。记者了解到，除搭售航意险等产品行为外，也有消费者对其“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提起诉讼。上海保监局对携程保代涉嫌违法一案的调查显示，2016年度，通过携程旅行网销售保险产品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即在通过携程旅行网销售保险产品过程中，未明确列明承保主体和代理销售主体，未具体告知消费者承保公司、代理销售公司名称。此外，在保险订单确认环节，罗列了全部合作的多家保险公司产品条款链接和备案号，未具体披露消费者所投保的保险产品适用哪家公司条款及相应备案号。针对携程旅行网这一保险销售中存在的问题，记者采访知情人士获悉：“为了防范风险，携程旅行网此前选择多家保险公司同时提供服务，具体承保公司在投保前只给出一个明确的范围，保单最终落到哪家保险公司是通过系统自动匹配的。对应同一价格的保险产品，所有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和保障范围都是一致的，保额也是一致的。”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上海保监局披露调查及查处结果，对携程保险代理公司及负责人罚款合计40万元。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携程保代成立于2011年7月，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小平，股东为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持股90%）和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持股10%）。较高渠道费用受诟病“事实上，自航意险诞生以来，高额准垄断利润一直被渠道把持和获得，保险公司一直没有话语权，也无法获得与成本风险相当的利润。”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位财险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些航意险产品消费者服务体验较差，存在一些消费陷阱，如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购买，产品的提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这背后实际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据记者了解，个别平台利用渠道优势，在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中显得较为强势。一位与携程有过合作的保险公司内部人士如此描述：“和携程合作之初设计产品的时候，携程会将产品保费保额以及佣金情况发给我公司，如果我公司能接受，我公司就把产品设计出来，在保监会进行备案，然后在携程上进行销售。”一位保险专业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平台隐性搭售行为持续时间长，以渠道优势获得高额利益，造成保险公司侵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经营行为。

11月30日消息，今日，阿里巴巴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在给“701谣言攻击总计划”组织者的三句话中称，“商业竞争堕落到雇佣写手、组织庞大水军网络、规模化散步谣言的地步实属罕见，对舆论的蓄意操控更令人不寒而栗。”王帅表示，“打倒搞臭阿里巴巴，并不能‘对京东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企业的发展壮大应该革新技术、升级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并创造社会利益。一起做大做强不好吗？这难道不是企业基本社会责任的底线吗？”以下为王帅的“喊话”截图：11月22日晚，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惠翔律师发表《阿里巴巴法律顾问：舆论异常操作特向社会公布》微博文章，称近一个月来，网上出现大量阿里巴巴“垄断市场”、阿里巴巴“逼迫商家二选一”、阿里平台上“商家破产跑路”的网帖。阿里巴巴正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黑稿风暴，作为阿里巴巴的法律顾问，将保留进一步法律追诉的权利。

近日，阿里与京东同时陷入了一场“黑稿风波”，京东这边，有多家媒体发出了题为《京东花260万高价，多次雇佣方兴东写黑稿攻击阿里》等文章。针对此事，京东今日委托律师回应称，从未与任何机构合作发起针对他人的恶意造谣，京东长期以来遭受系统的、有组织性的、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恶意攻击及抹黑。11月23日晚，微博账号“今晚月色很美1994”曝光了一份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与京东签订的合同及《推动工商总局对天猫平台“二选一”反垄断立案调查项目建议书》。据微博账号“今晚月色很美1994”曝光的资料显示，这份合同总价200万元，方兴东负责提供有关“阿里巴巴二选一及垄断”的报告与“协同影响服务”。不过，随后互联网实验室官方就发表声明称，从未签署过上述爆料所称的“合同”。京东也在声明中表示，部分媒体所援引的《网络平台“二选一”行为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一文为第三方根据对某些网络平台涉嫌垄断行为的研究而出具的报告。相关媒体在毫无事实依据和司法认定的前提下，将此主观臆测为京东驱动第三方机构打击抹黑竞争对手，此举严重侵害了京东的名誉权。“与此相反，京东长期以来遭受系统的、有组织性的、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恶意攻击及抹黑。”京东表示，已对该等文章予以保全公证，已经及将要对部分涉嫌违法主体启动司法程序，或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并保留进一步针对其他涉嫌违法主体采取法律行动、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以下为声明全文：关于近日相关媒体发布的京东与互联网实验室不实传言的声明近日，网络上有多个账号和媒体发布了题为《京东花260万高价，多次雇佣方兴东写黑稿攻击阿里》、《京东260万雇佣方兴东写黑报告攻击阿里背后》等多篇不实文章，且该等文章被大量转载。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陈曦律师受京东委托，特发表如下声明：1、京东从未与任何机构合作发起针对他人的恶意造谣。我们注意到，部分媒体所援引的《网络平台“二选一”行为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一文，实为第三方根据对某些网络平台涉嫌垄断行为的研究而出具的报告。相关媒体在毫无事实依据和司法认定的前提下，将此主观臆测为京东驱动第三方机构打击抹黑竞争对手，此举严重侵害了京东的名誉权。2、与此相反，京东长期以来遭受系统的、有组织性的、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恶意攻击及抹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11·11期间，就有上百个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和媒体，发表过若干针对京东的造谣及抹黑文章。而近一年来，此类文章更是不计其数。3、我们理解，近期不实文章，与此前恶意攻击京东的文章，均严重侵害了京东的名誉权。我们已对该等文章予以保全公证，已经及将要对部分涉嫌违法主体启动司法程序，或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并保留进一步针对其他涉嫌违法主体采取法律行动、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以下仅为今年11·11期间我们公证过的极少部分攻击、抹黑京东的文章：

不久前，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支付宝是“伪先进”，而信用卡才是最先进的消费途径，并表示它连八达通都不如，八达通是可以跟信用卡挂钩，自动充值的，每日上限250港币。支付宝却必须预先充值，有钱才能用，没有钱的话就无法使用。并表示“因为你是有信用的人，你被信任。”所以，“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这一番话引发不少大陆网友的反驳与群嘲。为什么有些香港人会看不懂支付宝？一方面当然是智能手机的生态环境所限，香港没有本土的手机厂商巨头，香港人所用的手机基本上是iPhone与三星以及索尼等品牌，而大陆的互联网巨头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没有进入到香港。当然，微信支付宝在香港还是有点知名度。但总体来看，香港人意识不到国内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与产品功能布局。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移动支付在日本与美国都很发达，苹果有ApplePay，是基于NFC的手机支付功能，日本在功能机时代就已经用手机支付了，对外来支付方式的接受度也非常高，如今在东京银座的商场，在成田机场、在7-11、罗森、全家便利店以及日本的出租车公司，都已经接入了支付宝，在欧洲，目前有12个国家都已经接入了支付宝。全球来看，手机支付已经成为主流，按照香港苹果日报这个作者的逻辑，难道香港的信用卡是最先进的，日本美国手机支付的方式是落后于香港的信用卡？事实上，看不懂依然无脑黑的背后，这也与香港本地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环境息息相关，香港没有本土互联网巨头，也没有互联网生态发展的先天环境。整体创业氛围偏向于传统行业，资本会将钱撒向房地产金融等香港的主流行业，而不是当前新兴产业、IT行业或者颠覆式创新的技术领域。而在香港也几乎没有叫得出名字互联网与IT新型技术类公司与产品，整个香港市场已经被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们集体攻陷，香港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是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本土研发的产品有openrice、高登、各大银行网站、新闻网站等。这很难算的上是互联网公司也不具备代表性。而内地在移动互联网、电商、移动支付、O2O、共享经济、知识社群、AI与VR/AR等领域的发展，已经不是香港所能比肩。而本土的互联网巨头对于互联网思维与意识的培育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国内，由于BAT等巨头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在各领域砸重金扶持独角兽，导致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与产品在不断在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但香港由于本土互联网品牌与巨头的丧失，也导致当地人眼界与格局相对会更为狭隘，因为它没有见过移动互联网一路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也因此对变化丧失了敏感性。比如说如果说到信用与提前透支，支付宝有“蚂蚁花呗”的消费信贷产品，它根据消费者的网购情况、支付习惯、信用风险等综合考虑，通过大数据并结合风控模型，授予用户一定的消费额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信用消费，而支付宝本身也是可以绑定信用卡消费的。但是这位作者由于在见识与思维上的狭隘，未必能够认识到这一层。而这个作者还提到的一点是手机的体积比卡大得多，一个人能带手机出街，为什么就不能带一张卡出街？在这里它的逻辑是以体积大小来衡量方便性，而不是从必要性角度，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它可以不带手机出街，只带一张卡就可以了。这背后其实与香港人本身的传统商业构建有关，八达通垄断了香港人的交通出行与支付消费，他们过去几十年的商业环境的运转是依赖于此，人们习以为常也非常方便自然不会去想着要去颠覆或者改变。另一方面，也跟香港的当地的经济基础与地域环境相关，香港的商业基础早早就发展的非常成熟了，原有金融业、零售、物流等产业结构已经非常稳固，地小人多，从铜锣湾、尖沙咀到旺角，都是1小时生活圈，24小时便利店与购物广场遍布，出门购物、消费等一切都相对比较方便。但实体经济过于发达以及商业设施密集这就让电子商务很难发展起来，因为电子商务的连接属性是需要搬东运西，调剂各地域经济发展与用户需求的不平衡，而香港人力成本高，店面普遍较小，他们不太愿意把业务迁移到互联网上。而电子商务与支付体系的发展是互相推动的，电子商务发展不起来往往就导致移动支付落后。而在今天，移动支付的背后连接的是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连接线下实体消费娱乐的生态系统。但对应到香港的现状，也与地域环境与教育环境相关，香港有800万人，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800万人足够生存，但在互联网行业，800万用户不能做到足够的影响力与规模，由于互联网天生讲究用户规模效应，依靠海量用户来颠覆原有产业链来获取利益快速增长，这需要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与用户规模作为主战场与依附，香港欠缺这样的基础。另外，在教育领域，香港偏向于工商管理与金融、法律建筑等学科，而不是IT软件专业领域。有业内人士谈到，香港的大学里商科和法律专业录取分数最高，信息工程之类的专业则几乎垫底。在香港，医生、律师和金融从业者是社会认同度最高的职业，而IT界的专业人才，大多都投身于金融机构的后台领域，因为那里会有一份不错的薪水，这导致互联网人才的缺乏。而有人发现，香港每年拿得出手的软件工程师寥寥可数，而建筑的土木工程师就很多，而且很多去了美国。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计算机人才更多以及薪资与发展前途更好，所以也有香港本土IT公司把研发部门迁入内地而在其本土保留解决方案与销售等非研发部门，例如汇丰银行的软件开发部门设了分公司在广州。互联网软件人才缺乏，对互联网产品的了解与深度自然与中美的差距越来越大。从现成社会结构来看，香港中产阶层壮大导致社会形成稳固的锤纺型结构，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导致香港对新生事物接受速度变慢。他们对香港现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规则很认同，对互联网创业与创新的认识不深。吴晓波曾经说过：“一个喜欢大资本的城市，和一个必须以破坏、创新为主的互联网公司，有一种天然的冲突。”这话其实对应到香港也一样成立。当一个社会的商业金融与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时候，往往会压制创新创业的活力，并且抬高创业的成本。说到底，这一番“仇恨中带着无奈但又放不下优越感”的酸腐言论，背后事实上也反应了部分香港人的焦虑以及对其前途的担忧。毕竟，过去的穷邻居，摇身一变成了在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存在，让其心底很不是滋味。不过，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它在香港一个相对权威而且有一定知名度的媒体上刊登出来，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香港媒体的守旧以及对大陆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不安。当然，这也与该媒体属性相关，用煽动性语言迎合市民情绪，补捉大众心理，往往又是其惯常伎俩，在知乎上，有人问，香港和台湾的《苹果日报》，为何这样喜欢负面描写大陆人？有人回答，苹果日报卖的就是情绪，只是你不喜欢他卖的这种情绪而已。而“香港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这类言辞迎合了或许能迎合一些香港人的心理现状——恐惧。而在阿里之外，香港人不可能不认识在香港上市的腾讯——目前已经是亚洲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并且已经超越了Facebook。但香港本土的互联网行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记得程苓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么一句：“过去那一代香港人是看过世界的，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就只看过香港。”放到今天来看，可谓一针见血。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当天，阿里巴巴完成交易额1682亿，同比增长了39%，全球22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网购。第三方机构对全网交易额最低统计测算数据为2549亿，最高统计2649亿，同比增长均在45%左右。同一促销期（11月1日-11日），京东累计完成交易额1271亿元。电商在2017年深秋交出了一份逆势增长的成绩单。但是，质疑、无感、甚至抵触情绪，仍旧在困扰这个全球领先的中国新兴产业领域。一、无感、质疑、甚至抵制，双十一还有多大意义？“刷单、虚假优惠、恶性竞争”是历年电商大促销的三大标准诟病。本次双十一，刷单和虚假优惠情况明显好于往年，恶性竞争主要表现在平台执行人员不敢留书面证据的口头要求“二选一”。总体来看，大促的规范性和健康度是好于往年的。但是一些新的质疑正在悄然放大，一些品牌商在沉默中无感、质疑、甚至抵制，对双十一的质疑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透支式促销。主要是参与大促的商户及品牌普遍不赚钱，属于赔本赚吆喝，被平台及市场力量裹挟参战。一方面，平台提出高折扣让利要求，但品牌商甩库存的压力已经远没有往年大；对于不少品牌商来说，不参加会影响与平台的合作，参加则明显没有利润近乎白干。另一方面，双十一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大促销日，万众瞩目之下，销售额的多少，直接影响企业在行业内的排名和地位，市场无形之手在裹挟驱使品牌商参与透支式促销。交易额水分大。一是存在品牌商组织线下门店通过天猫智能POS从品牌店铺批量进货的情况，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刷单，但交易额确实有极强的人为特征，且并未实际完成零售，进入消费环节。二是提前20天高强度引导预售，集中在双十一当日下单，双十一当日交易额是20天累计促销交易额，促销日交易额愈发像是促销季销售额。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无法否定发展网上零售非但没有冲击消费，反而是有力地支撑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稳定增长。国家统计局从2014年起开始统计网上零售额，2015年起进一步细分统计网上商品零售额。2014-2016这三年，我国经济经历了较大的下行压力考验，以受电子商务影响相对较小的外贸进出口额为例，呈现出剧烈的波动，其中，2014年同比增长仅2.30%，2015年同比下降7.00%，2016年同比下降0.9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一是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年同比稳定增长，2014年同比增长12.00%，2015年同比增长10.70%，2016年同比增长10.40%；二是网上商品零售额分别为这三年的增长贡献了3.89、2.97和3.16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23747亿元，同比增长28.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3.8%，比上年同期高出2.2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4.5%，比上年同期增长4.4个百分点。尼尔森报告中曾经得出网购61%替代传统，39%为新增消费的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网上零售的积极意义。三、愿意看到包容和底线之间协同并重一是要包容理解，电商致使市场竞争范围从城乡的某个商业街区迅速扩展至全国甚至全球，竞争不可能是和缓的。而竞争的核心价值，也是促使企业“以最低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商品”。因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会保护竞争，要避免行政干预竞争。电商是海洋一样广阔的市场，想独占鳌头的企业必须要有鲸鱼鲨鱼一样的体量和竞争能力，池塘湖泊里的风平浪静不复存在，且“优质优价”的竞争平衡点、顶点，同样应由市场做无形的调节。但是，充分竞争的副产品是市场集中度提高，垄断会导致市场失灵。当前，我国两大网上零售平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以上，如果按照现行国际上对产业集中度的划分标准，我国网上零售服务平台已属于极高寡占型市场（CR8≥70%）。反垄断，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政和司法干预必须适时跟上，用好媒体及社会监督作用，强迫“二选一”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即便本次双十一出现了不少品牌选择不参与双十一，如果能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则也是多元化多层次竞争市场应有的状态。二是要包容理解，事物在演变，不必拘泥于现行口径。首先是促销日逐渐演变成为促销季，无论双十一长达20天的高强度预售，还是京东长达11天的“好物节”，既是网购节日号召力壮大的表现，也是消费升级后对刺激消费的必然依赖。简而言之，即便消费者不在电商促销日买衣服买电视机，也不一定会在日常时间购买你们店的衣服或电视机。因为，大多消费者并不缺衣服和电视机，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也已经降至32.2%。能刺激消费的，不是节庆及促销，就是产品创新换代。其次不够硬气的交易额统计蕴含着电商向传统零售业渗透的态势。首先需要说明，完全虚假的“刷单”顽疾仍在，但总体看没有继续恶化扩展。对于品牌商组织门店集中网上进货，或利用智能POS将线下门店交易体现到线上交易额，是不够硬气，但也有积极的一面，能推动传统门店支付数据化、会员数据化、商品数据化。多数传统产业的电商化，都会经过局部环节先完成在线化，然后带动其他经营环节在线化的过程。从互联网企业电商商城的发展历程看，起初也没有完成支付和物流两大环节的在线化，货到付款COD和物流不可跟踪现象持续了很多年后才得到解决。对于完全虚假的“刷单”，按照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针对电子商务领域的刷单、炒作信用等虚假宣传问题，修订后明确为：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也表明了对应的严肃行政执法态度。总之，相信只要立法司法及行政及时跟上，有社会监督，再加上理性区分和判断问题，电商发展中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发展的废食之噎。四、电商从未远去，只是多了很多提法有了更大的归属企业家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提出了“新零售、第四次零售革命、智慧零售、无界零售”，本质上都是指向同一方向，就是传统零售业进入新一轮创新变革期。而且不难发现，本轮创新变革的关键特征不仅是混业经营（因为混业经营已经存在多年），而是基于电子商务系统，调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及软硬装备等等新科技。电子商务已经成遍野麦田，新零售也是地头茁壮新芽，新场景逐个浮现。企业家们出于强调战略重点的各种表述，都在情理和性情之中，也是资本市场的关注点，但本质上看，电商从来没有远去，反而是在加速渗透，加速整合新科技应用，加速演进创建新的商业生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带来了数字经济重大战略机遇。回想过往的二三十年，无论是“中关村和赛格市场”代表的IT及通讯硬件时代，或是信息化带动的管理软件和互联网并发时代，还是再后来液晶显示和高性能CPU带来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视时代，或者是2003年后的电子商务大发展时代，当前方兴未艾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新经济一直在软硬件及商业模式之间叠加壮大，一直到需要更大更整体的概念合并同类项，展现新经济的巨大潜能，数字经济应运重提。2016年G20杭州会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加拿大新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1994年出版《数字经济》，提出数字经济是在考虑互联网将如何改变我们做生意的方式。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梅森伯格在2001年解构数字经济，提出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电子交易的基础设施（e-businessinfrastructure），包括硬件、软件、通信技术、网络和人力资本等等，在其之上的是电子交易（e-business），指的是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数字化交易过程，最后是电子商务（e-commerce），指的是生产要素和货物的电子化交易过程，涵盖了从原材料采购、货物生产到商品销售和配送的整个过程。在中国，至少从17年前的2000年起，电子商务的英文含义就包括e-business，因为当时的《电子商务世界》杂志，英文刊名就是E-BusinessWorld。在天猫双十一销售排名前10的品牌中，2013年数字产品企业仅有“小米和海尔”2家，2017年有小米、荣耀、海尔、夏普、美的等5家，占了一半。无论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服务和传统产业数字化，无论回顾历史还是面向未来，电子商务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都应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肩负使命，充当基础市场平台，践行自身的创新演进。中国晋升为全球最大网上零售市场是2013年。2017年初，汤普金斯国际咨询公司高管在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就电商服务、经验和技术而言，中国领先于西方和其他市场两三年”。今天，我们要在新的历史关口为电商点赞打call，因为这是中国在前沿产业领域难得的全球第一，并且是与世界相融、相洽、相协作、贯彻推进数字经济和新一轮全球化的“第一”。

昨日晚间消息，知情人士今日称，虽然高通将依照程序对博通(Broadcom)的收购要约进行评估，但预计高通将强烈抵制博通的收购计划。今日稍早些时候，博通提议以每股70美元的现金加股票方式收购高通，交易总价值为1300亿美元。若该交易得以完成，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并购交易。随后，高通证实，已接到博通主动提出的非约束性收购要约，计划以每股60美元的现金加每股10美元的博通股票收购高通所有流通股。高通表示，其董事会将聘请金融和法律顾问，一起来评估博通的该收购要约，以判断该提议是否符合高通股东的最大利益。但知情人士称，预计高通将强烈抵制博通的该收购计划。该人士称，高通将从两方面因素来拒绝博通。首先，高通会声称博通的报价太低。其次，高通会以反垄断调查为借口。分析人士称，高通和博通是无线通信芯片市场的领先厂商，两家公司合并后，势必将对英特尔带来更大的威胁，后者正凭借其在PC芯片市场的主导地位向移动市场扩张。

最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规定：经营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200万元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按照新规，经营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杨红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电商的虚假宣传行为主要有两种情况：经营者对商品的性能、功能、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今后除了对经营者自己产品的虚假宣传外，帮助他人进行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虚假荣誉等行为，也将受到严厉查处。像‘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杨红灿指出，包括即将到来的“双11”在内的网络购物节中存在恶意刷单、伪造交易量的行为，每年在此之前，工商总局都会约谈有关单位和企业，要求他们按照法律的要求，不允许从事违法行为，欺骗消费者。工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职责做好“双十一”促销活动的监测监管工作，由工商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网信办、邮政局等网络市场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合督查组，正在对部分省市2017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进行集中督查。督查组将在“双十一”前实地调研指导京东商城、亚马逊、当当网、聚美优品、1号店、携程网、苏宁易购、途牛网、阿里巴巴、网易考拉、网易严选、唯品会等平台（网站），了解“双十一”企业开展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和风险防范措施准备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行政指导。

亚马逊公司(Amazon)纸质书的超低折扣以及电子书一直被出版行业认为是不正当竞争。而报道指出，为赢得与亚马逊的竞争，出版商还得依靠纸质书来击败电子书。据估计，亚马逊已占据超过40%的实体书市场和70%的电子书市场。亚马逊更借纸质书向电子书的改革趋势，推销自己的Kindle阅读器。此外，亚马逊企图通过电子书来垄断图书行业。报道进一步指出，图书行业只是其公司的一小部分。亚马逊希望通过图书打开销售高科技和硬件娱乐产品的市场。尽管亚马逊实力强劲，但出版商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亚马逊从出版商手中以50%的折扣购进图书，而在出售时往往以更低的折扣吸引消费者，此举必然带来一定损失。而与亚马逊相比，出版商有更广阔的降价和盈利空间。报道指出，图书出版商为挽救纸质书，只能以纸质书来对抗电子书。以纸质书，重建实体商品市场，改进实体和重建图书文化。而在电子书市场，出版商很难有立足之地。

共享民宿独角兽Airbnb的中国团队再起人事风波。10月24日，Airbnb中国区负责人葛宏离职的消息得到确认。这位6月刚荣升Airbnb全球副总裁、在中国走马上任的掌舵者，仅仅在岗位上奋斗了四个月便默默退场。与之呼应的是，10月19日，Airbnb在官网上表示：“Airbnb（爱彼迎）联合创始人及首席战略官NathanBlecharczyk将出任Airbnb（爱彼迎）中国的主席。”同时，Nathan会确保北京以及上海的团队能够有一个和总部领导团队直接沟通的渠道，并且每个月都会到访中国。这也引发了业内对于Airbnb是否要转变在华策略的猜想。事实上，公司今年的一系列计划才落地不久，但在外界看来，似乎和中文名“爱彼迎”一样，Airbnb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Airbnb欲开拓的中国市场，本土的创业者们也正虎视眈眈，途家、小猪短租都是Airbnb的直接竞争对手。短租、民宿行业的融资、合并还在持续，政策监管也利剑高悬。共享经济的哲学带动了这个处于酒店和长租之间的夹缝市场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共享民宿市场如何走远，还有诸多探讨空间。本地化难题Airbnb用户遍布191个国家近34000个城市，2014年和穷游网展开战略合作，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彼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Airbnb主要针对有海外使用经验的用户和到中国的游客，本土优势不够明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Airbnb继续寻找中国业务掌门人并先后换了四任临时负责人，最终拥有产品和技术经验的葛宏正式上任。据记者了解，接下来将由Airbnb亚太地区负责人萧锦鸿暂时接替葛宏的职务。人事变动的同时，Airbnb中国的业务也在深入。上线“故事”功能、成立负责房东支持的团队、举办线下交流活动、积极与市政府和旅游局签约合作，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了Airbnb加快进军脚步的决心，目前其在中国已有超过12万套房源。对于Airbnb而言，中国市场是增长率最高的市场，也是出境游客增长率第二高的市场，势必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区一把手的变动依旧折射出了Airbnb在国内市场上的弱点。小猪短租CEO陈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道：“外资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遇到的问题都有共性，Airbnb也不例外。和中国的创业者相比，外资公司目前只做到了作为市场的参与者。”Airbnb是全球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但是在中国它首先是外企，其次是互联网企业。其面临所有国外互联网进入中国所面临的总部与分部的关系问题。虽然其属于互联网领域里面重运营的O2O行业，相对更有优势。但它试图通过册封“封疆大吏”的方式来重视中国市场，这显然还是陷入亚马逊等企业遇到的“国外互联网公司本土化魔咒——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业务模式在中国未必奏效”。早年卖实体快消品的外企，如宝洁、百胜，由于明显的产品优势在中国一骑绝尘，但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企业却无一苟活，本质上是，中国人消费实物的模式与外国人并无二致，全世界人使用沐浴液的方式基本是一致的，但所能接受的服务却大相径庭。Airbnb此次换帅，更像是权力中心任命一个地方官员，而非采用谁有能力谁上的民主方式，其运作模式和二十年前的外企并无二致，这可能不符合这个新兴行业。共享民宿渐进前行从国内市场来看，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在线短租行业研究报告》，2016年中国在线短租市场交易规模为87.8亿元，预计2017年将达到125.2亿元。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在线短租行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小猪短租为代表的纯平台模式，如蚂蚁短租、木鸟短租，其中，小猪短租的房源超过20万套。它们为用户提供短租房、日租房等住宿服务，同时房东可以在平台上分享空置的房源、房间；另一种是以途家网为代表的“自营+平台”模式，除了线上平台，在线下途家网和房地产开发商、业主进行合作，直接获取房源，进行统一规范化的管理和服务，目前途家的在线房源超过65万套。上述业内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B2C模式在房源储备上相对充裕一些，但是线下维护运营成本会比较高。纯平台类的C2C模式比较轻，业务更容易复制和拓展。与打车、单车等共享领域不同的是，共享民宿的规模一直是渐进式增长。陈驰告诉记者：“行业发展一直在加速，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一直不是以爆发的方式在发展。目前国内是主战场，体验和服务是核心竞争力。相比前两年，我们的困难少了很多，主要是有了平台效应，之前都要靠强运营。”虽然在线短租市场增速很快，但在国内仍属于小众的垂直领域，而且还面临着安全、信用和政策方面的风险。在政策方面，2017年10月1日，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正式实施。在市场准入方面，民宿国家标准强调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并满足公安机关治安消防相关要求；民宿单幢建筑客房数量应不超过14间。这些规则对于民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华美酒店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知识管理专家赵焕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共享经济方面的政策是逐步明朗的，例如现在网约车的要求就很高。我认为创新和依法治行业确实需要齐头并进，不可偏废。现在住宿业市场还谈不上垄断，初期一般是市场规模竞争，以后才是细分市场发展。”本土市场上的短租公司在不断地寻求差异化。近日，途家网完成E轮融资，此次线上平台融资3亿美元，此前途家已经将携程旗下的公寓民宿业务以及蚂蚁短租的民宿业务都纳入麾下，并拓展海外市场；小猪短租在今年宣布推出国内首个针对商务场景使用的短租产品，从细分市场突围。

10月24日，独立跨境电商平台洋码头宣布已于今年9月实现结构性盈利，收入整体覆盖支出。洋码头创始人兼CEO曾碧波表示，洋码头下一步的重点战略方向将放在平台效率和用户体验上，通过供应链整合、买手商家赋能以及售后服务等三方面的再升级，同时启动城市下沉战略，加速渗透二三线城市，以更好地服务更多的国内消费者。盈利在于营收能力的加强和整体效率的提升成立于2010年的洋码头，截至今年第三季度，用户数量达到了4800万，认证买手商家超过6万名，分布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83个国家。对于实现盈利，曾碧波总结为两个方面：1、营收能力的加强。今年洋码头对商家的抽佣比例从去年平均的3%提升到了6%，曾碧波表示，提高抽佣的同时要保证商家不流失其实非常考验平台对于两端的价值。在买家端，洋码头的客单价在400元左右，说明买家对于价格并不十分敏感；而在买手端，需要给其输出除了单量以外的能力，比如操作系统的功能健全、完善的培训机制、越来越快的物流速度和强力有效的活动运营方案等等。2、物流成本的降低和人员效率的提升。洋码头是平台型电商，同时自建贝海国际物流。平台是轻模式，人效的提高是盈利的关键点。曾碧波透露，洋码头今年的员工人数一直维持在400人左右，但是内部一直在进行调整和优化，在人数稳定的前提之下，GMV较去年翻了一倍。物流是重模式，优化每个链条的中间环节是难点，洋码头已经和国内领先的航空公司和物流公司展开合作，逐个优化每一条线路以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电商进入中场的三大考验曾碧波将2016年4月之前，称为跨境电商行业的是政策红利期，免税免检。2016年的48税改之后，明确了跨境电商的税制，今年3月的新政则明确了税制的监管标准，加上资本寒冬，整个行业进入调整期。曾碧波认为现阶段只是跨境电商的中场，下半场还远没有到来，随着市场推动，当国内40%-50%的人都开始跨境购物的时候，跨境电商的消费红利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根据洋码头的定位，曾碧波把中场的考验分为三个方向：1、商品的多元化。洋码头主攻的是直邮模式的非标品，标品品类会被保税模式的流量巨头垄断。除了现有的服装、鞋、包三个优势品类，洋码头将着重在居家、饰品和运动等品类进行拓展，原因在于消费者由于对生活品质提升的诉求，选择更趋于多样化，而在这三个品类的体现尤为明显。2、产业链上游的整合。洋码头从去年开启了买手培育计划，提供选品、清关、营销、服务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同时通过大数据反哺供应链，帮助国外的上游买手更高效地和中国市场对接。3、效率，服务和体验的提升。直邮式跨境电商模式的瑕疵在于用户退货流程的繁琐，以及物流速度问题。对此，洋码头近期上线了“先行赔付”和“一慢就赔”，保障消费者和买手商家之间购物纠纷的解决和在指定时间内可以收到商品。布局新零售，加速渗透二三线城市艾媒数据显示，中国海淘用户数量已从2014年的0.15亿增长到2016年的0.41亿，并且在2016年增速达到78.3%，预计仍能维持高速增长，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消费人群，已逐步成为海外消费主力军。今年“新零售”概念大火，对此，洋码头已经在上海、南京、武汉等重点城市组织了几起线下的“洋物运动”，并且将试水线下的购物体验中心。曾碧波表示：“海淘已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利，洋码头将把目光瞄准更广阔的二三线市场，围绕各省省会、经济发达区域中心城市和海淘潜力前列城市开启百城计划，通过‘洋物运动’和‘体验中心’等线下方式将跨境购物的生活方式和洋码头的品牌植入到二三线城市的人群中。”

近几年，“网络医院”（含“云医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医院”等类似概念，下同）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据公开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有533家互联网医疗企业总计获得了33.21亿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家企业的融资额约为623万美元。尤其在2015年下半年后，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导向的刺激下，“网络医院”在2016年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生长壮大。尽管如此，这绝不意味着“网络医院”的发展已经是一片坦途。在资本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国家和部分地方的卫生主管部门却并没有显示出相应的积极态度。2017年5月，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国家卫计委就《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非公开征求意见的文件规定，“允许开展的互联网诊疗活动仅限于医疗机构间的远程医疗服务和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慢性病签约服务”，同时要求在《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前设置审批的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应当在办法发布后15日内予以撤销”。但随后在5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在公开场合又回应称，国家卫计委正在征求意见，“会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走向更高境界”。主管部门这一暧昧的态度，让是否上马网络医院成为无数投资人纠结不已的问题。网络医院，在资本市场和观众一片叫好的情况下，到底存在哪些法律障碍？◆◆◆网络医院：边界在哪里？1.网络医疗就是“轻问诊”吗？事实上，何谓“网络医疗”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这也导致早期大多数试水“网络医疗”的项目仅限于“轻问诊”而不敢真正去触碰只有线下医院才有资格从事的“诊疗”活动。除一些地方主管部门积极支持或者默许的特定项目以外，大部分所谓的“网络医院”其实更偏向健康信息咨询一类的平台，线上的医生通常仅能给予不涉及诊疗的健康保养建议或者建议访客去线下医院做进一步确诊。2.网络医疗就是“远程医疗”吗？从国家政策来看，与“网络医疗”最直接相关的概念是“远程医疗”，但相应的正式文件却是凤毛麟角。其中，引用率最高的文件莫过于2014年颁布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远程医疗意见》”）。《远程医疗意见》指出，“远程医疗服务是一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以下简称信息化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同时其又补充，“医疗机构运用信息化技术，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属于远程医疗服务”。从字面上来看，《远程医疗意见》中提到了两种模式的“远程医疗”，一种是作为邀请方的医疗机构与作为受邀方的医疗机构之间利用信息化技术为患者提供诊疗的医疗活动，另一种是医疗机构利用信息化技术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而我们通常理解的“网络医疗”，似乎更像是第二种情形。正当我们认为“网络医疗”终于有政策可循之时，国家卫计委随后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关于《远程医疗意见》的解读中却又指出，《远程医疗意见》“明确了远程医疗服务的定义和内容”，即“一方医疗机构邀请其他医疗机构，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并没有提到医疗机构运用信息化技术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诊疗服务的情形。在实践操作中，国家卫计委认可并推行的“远程医疗”项目也属于医疗机构之间（尤其是医疗条件和技术较为落后的地区的医疗机构作为邀请方，并由医疗条件和技术较为先进的地区的医疗机构作为受邀方）开展的远程医疗服务。我们注意到，部分省市（例如江苏省）在其地方性的规定中也明确限制“远程医疗”目前仅限于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医疗服务，暂不涉及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不过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地方在网络医疗的道路上先试先行，走在了前列。例如，宁夏银川市自2016年底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医院的地方政策，其中由银川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银川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银川互联网医院，是指在银川市注册，与银川智慧城市实现数据对接、融合，以互联网为载体，借助互联网新技术，向患者提供健康咨询、问诊、导诊、远程医疗等服务的机构”，同时在其实施细则中明确互联网医院分为“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的互联网医院”以及“医疗机构+互联网技术模式的互联网医院”。与《远程医疗意见》相比，银川市的地方政策显然更能受到目前大多数“网络医院”的热烈欢迎。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显示，自2016年12月10日，作为第一家落地银川的互联网医院——好大夫在线的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正式开业以来，已有前后数十家互联网医院落地银川。◆◆◆相关配套服务：网络医院还能做什么？除了通过互联网给患者看病，网络医院能够引起众人关注的焦点还在于其他相关的互联网配套服务，例如大多数项目希望打造的让患者足不出户实现看病买药的一站式服务，或者在大数据概念和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将患者的诊疗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以及商业化利用。不难理解，在医疗资源长期匮乏和高度垄断的历史背景下，民间资本近年来终于可以通过有限的渠道进入医疗市场，其对于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相应的医疗资源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利益驱动。然而，鉴于医疗服务本身的敏感性以及相关法规的滞后性，真正能够开发出的商业化项目仍然微乎其微。1.互联网药品交易：谁来卖？谁来送？看病和买药通常是紧密相关的两件事。网络医院在提供网上看病服务的同时，也自然会触及网上卖药的需求。然而，药品销售目前在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高度管控的领域，无论是线下卖药还是线上卖药，涉及众多资质上的要求和条件上的限制。比如，由于我国实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根据《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向个人消费者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只能在网上销售本企业经营的非处方药，而不能销售处方药。在“网络医院”的模式下，通常会由一家非医疗机构的第三方平台公司（比较常见的是普通的IT公司）在其互联网平台上展示和销售药品。在此情况下，该第三方平台公司可能会需要取得不同的证照，例如药品交易相关的资质。然而，随着2016年国家食药监总局结束了第三方平台药品网上零售的试点工作，第三方平台公司已经无法再通过其自身网站作为平台方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在此情况下，第三方平台公司只能基于现有的法律框架调整相应的商业模式。此外，通常意义上的药品零售模式中，个人消费者直接到药店购买药品，一般不存在药品配送的需求。在现有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中，也仅对药品批发过程中的药品运输与配送做出了具体要求。然而，如上述“网络医院”的基本合作模式图中所示，当患者通过互联网购买药品后，通常会由一家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药品配送的功能。在此情况下，该第三方物流企业是否必须作为一家药品经营企业取得GSP证书？尤其在针对无需冷链运输的一般药品时，是否对其配送商可以有不同的要求？这些问题也有待立法进一步明确。2.医疗大数据分析：患者的隐私信息谁来保护？患者前往线下医院就诊时，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就诊数据，例如各种病历记录、化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在“网络医院”的模式下，提供平台服务的第三方平台公司作为一家非医疗机构客观上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医疗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商业化目的（例如根据某位患者近期的就诊信息向其推送相关的医药产品），那么对于整个医疗行业而言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但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针对医疗领域中的数据使用，立法者和相关政府部门普遍采取了严格控制的监管思路，原则上要求相关医疗数据仅能用于针对该患者的诊疗活动，禁止以非医疗、教学、研究目的泄露患者的相关资料。同时，在今年《网络安全法》出台的大背景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网络医院”模式下涉及的患者信息，应当如何保护和使用，也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谁来给网络医院正名？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在法律上并不存在“网络医院”这样一个概念，而在政策层面上，国家和地方对于“网络医疗”的内涵外延似乎也没有统一的定论，但纵观目前市面上号称“网络医院”、“云医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医院”的实例，采用医院借助第三方平台通过互联网直接向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这种模式的不在少数，通过“网络医院”模式延伸开展相关互联网服务的尝试也层出不穷。然而，鉴于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任何政策文件明确支持“网络医院”这种模式，据部分地方主管部门透露，各地开展起来的“网络医院”普遍是在当地主管部门默许的态度下进行的试点，甚至都没有取得任何书面许可或者批复，也鲜有如银川市政府出台专门的地方规定进行积极推动的情况。这似乎让名声大噪的“网络医院”处于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加上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前不久流传的国家卫计委起草的两份非公开文件中对于互联网诊疗活动的保守态度，也让这种模式今后的发展道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作者简介：本文作者为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本文首发于金杜研究院KWM_China；作者：张运帷李凌碧黄中斌；

百度决意痛斩O2O，是从任旭阳回归开始。2016年中，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紧急召回任旭阳，接替百度前战略顾问何海文。任旭阳是以私人关系回来帮李彦宏，本身还在外创业，他兼任百度首席顾问一职。回归后，任的一项关键举措是说服李彦宏放弃了O2O战略：百度糯米与大搜进一步整合；百度外卖寻求投资和出售。任旭阳是百度元老，参与百度早期创业十年，离职后仍和李彦宏保持不错的私交。李彦宏曾评价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正直的人品、对公司业务的深刻理解、优秀的管理能力及对发现和培养人才的重视”。在百度内部，O2O最积极的鼓吹者是百度前战略顾问何海文、百度前战略部副总裁金宇和百度前技术副总裁刘骏——前两者在战略和投资层面发挥影响，后者在执行层面。2015年7月，金宇接受采访曾说：“O2O是百度的孟良崮高地，百度会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但2016年下半年以来，这三位高层的人事动向隐含了百度战略思路转换。2016年7月，何海文被传离职。2016年9月，刘骏被传免去百度外卖董事长一职。2017年5月，金宇转岗，任百度资本合伙人。以上高层变动被外界认为是百度O2O迎来全面整肃的重要标志。任旭阳回归后，不仅重新梳理公司战略，放弃O2O，还参与了百度外卖的早期出售洽谈。此外，他提名李彦宏夫人任董事长特别助理。任旭阳在2017年1月陆奇出任百度集团总裁、COO后逐步淡出。公开资料显示，任协助百度资本人才招募。在陆奇到来和马东敏复出之前，任旭阳完成了百度最后一棒的交接。任的出现也许不是决定百度外卖剥离的根本因素，但却代表百度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推动改革的意志和决心。美团的三个offer自2014年6月1日上线，百度外卖经历了从低谷到高潮再到衰落的抛物型曲线。一位百度外卖离职中层对《财经》记者回忆：起初大家持怀疑态度，认为百度缺乏2B的基因，但不到一年时间，百度外卖势如破竹，迅速成为市场三强之一。“大家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巨大的可能性。”百度对O2O的狂热在2015年6月30日达到高点。这一天，李彦宏出席百度糯米O2O生态战略发布会，宣称账上还有500亿元，要砸200亿元到O2O。一个月后，百度推出“航母计划”，意在开放百度资产给外部投资者，而百度外卖被称作“航母计划先锋队”，承载厚望。2015年7月百度外卖分拆，独立完成2.5亿美元的A+轮融资。上述离职中层说，当时外卖的核心团队成员找到他，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和总部解约，单枪匹马到百度外卖组建团队。百度外卖门庭若市，很多百度员工想转岗过来，甚至一度因为人太多关闭了转岗通道。百度外卖员工全员持股，内外士气高昂。百度外卖的早期成功主要归因于对白领市场的精准定位，倚靠百度的强大品牌，快速与高端餐饮企业建立联系。据多家数据机构报告，百度外卖在白领市场份额最高达到33％。O2O市场格局改变的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10月8日大众点评与美团网合并。2016年1月，美团点评完成金额超过33亿美元的首次融资，该轮融资后公司估值超过180亿美元。一位和几家公司都有深度接触的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合并之前，场内选手都已经交互谈过一轮。美团网彼时收到了三个offer：第一，拿百度的钱与糯米和百度外卖合并；第二，拿阿里的钱对抗点评和糯米；第三，拿腾讯的钱与点评合并。虽然在此之前阿里已经是美团的股东，但最终美团选择了与腾讯结为盟友，因为与前者业务重合度高，不易保持独立发展。这次合并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深远。美团点评合并后市场份额近80%，在团购市场形成垄断地位。此外，阿里和美团点评关系产生裂隙，为应对其合并，阿里重新扶植口碑，并在2016年4月以12.5亿美元投资饿了么。在三个offer中，最不出意料的是美团没有拿百度的钱。一位熟悉美团点评的人士说，不管从资本、流量、软实力还是开放的心态，腾讯都是更好的选择。“美团点评成立后拿了33亿美元，事实上对标了百度的200亿元，百度肯定认识到他们说的这个200亿元促使了美团点评的合并，以及能融到那么大一笔钱。”上述资深人士说，“200亿元事实上是给第一名在背书。”“从美团点评合并那一瞬间开始，大家就开始紧张，等到饿了么融资12.5亿美元，证明阿里入局外卖了，那时候百度外卖的融资额不增加，内部开始低迷。”上述离职中层说。主舰开走了“百度外卖的命运从来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一位百度外卖员工说，“这是一个舰队，如果说百度这艘主舰忽然要转向，外卖就是一个冲锋艇，做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此时，大百度层面已经陆续开展一系列动作。2016年中，任旭阳回归劝说李彦宏放弃O2O，与外界传言左右百度外卖出售的是百度执意打包糯米不同，百度从来没有要出售糯米的打算。任旭阳认为糯米可以保留，但全面转型广告平台，以盈利为目的。在阿里、腾讯疯狂注资的背景下，百度外卖跻身前二再无希望，于是决意出售。百度集团层面在此时做了三件事：第一，派驻CSO（首席战略官）启动百度外卖新一轮融资——2016年8月，前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韦迪加盟百度外卖出任CSO；第二，任旭阳主导寻求买家，先后谈判的买方有美团、顺丰和饿了么，马东敏复出后接棒；第三，2016年7月开始百度外卖降低补贴，并派驻CFO（首席财务官）控制预算——2017年1月，小米原高管张金玲加盟百度，担任百度资本及百度外卖CFO，向百度CFO李昕晢汇报。然而，在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百度外卖既没有融到钱，也没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却因为缩减预算导致市场份额骤减，估值随之下滑。百度外卖分拆以来有过两次融资：2015年7月，由汉能投资、百度和汉景家族办公室投资2.5亿美元的A+轮；2016年3月，由君同资本投资亿元及以上美元的B轮。这三四亿美元相对美团点评的33亿美元融资和饿了么的12.5亿美元融资，差距颇大。一位接近百度投融资人士称，百度集团开放给外部投资者的条件苛刻，因为当时内部有一种声音说，百度外卖只是暂时在外孵化，将来还要收回来，所以百度不愿意出让太多股份。另外百度自己号称要投200亿元，其他机构觉得机会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当初承诺的200亿元，兑现了100亿元以上，不过大多都给了糯米体系。加上分拆之前的天使轮和A轮，百度对百度外卖的投入在20亿元人民币左右。“显然外卖是一个比团购更大的赛道，这一点百度战略团队判断失误。”上述人士说。“美团和点评合并之后，这个故事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这个行业融不到钱。”上述百度外卖员工对《财经》记者分析百度外卖融资受阻的原因。与融资双线操作的是寻找买家。去年下半年以来，百度外卖陷入了与美团、顺丰不间断的出售传闻。2016年5月，任旭阳找到了美团点评CEO王兴和副总裁王慧文，百度坚持其B轮融资估值24亿美元，谈判告吹。美团点评副总裁兼外卖和配送事业部总经理王莆中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美团点评内部认为，百度集团更像是处理资产，而不是寻求战略合作。“我们对这种方式，并没有那么有兴趣。”很快百度找到顺丰。顺丰一直在外卖配送上表现积极，2016年7月顺丰开始与百度外卖合作，前者承担部分订单配送工作。2017年2月顺丰在深交所上市后意愿加强，据《财经》记者了解，顺丰拟以2亿美元入股百度外卖，此外包含和百度集团的一揽子协议。但彼时百度仍坚持24亿美元估值，加之“一揽子协议”未果，在两个月前这场谈判也告吹。最终2017年8月百度外卖以8亿美元的价格卖给饿了么。其中，百度外卖作价5亿美元（3亿美元现金＋2亿美元等值股票），百度打包流量入口资源给饿了么，作价3亿美元。这一价格较此前24亿美元的估值缩水了三分之二。“一场幻梦破灭了。”前述百度外卖离职中层说。幕后风云竞争态势的更迭和集团态度的转变组成了百度外卖兴衰的外部环境。再来看组织内部，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说明其走到今日早有预兆。百度外卖孵化自百度LBS（基于位置的服务）事业部，最早的创始成员包括巩振兵（现任百度外卖CEO）、王莆中（现任美团点评副总裁兼外卖和配送事业部总经理）和陈锦晖（现有赞公司渠道副总裁）。据两位百度外卖离职高层向《财经》记者透露，王莆中是百度外卖的一号员工，他拉拢巩振兵的原因是看中后者对李彦宏的触达力。巩振兵2003年加入百度，历任百度渠道大区总监、全国渠道总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在2014年轮岗至百度LBS事业部。内部人称，作为“老百度人”他可以每个月见到李彦宏一次。多位接近巩振兵的在任和离职人士说，巩振兵是一个江湖气很浓的领导者，有感染力，有魄力，销售能力强，但在战略上缺乏足够的格局和远见。2015年4月，王莆中成为第一个从百度外卖离职的创始成员。他曾公开表示，王慧文多次找他，双方接触有一年之久。一位接近王莆中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王莆中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在资源投入上和其他创始成员存在分歧。他认为，1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是进入外卖行业的入场券，每年需要投入至少20亿元人民币，这是决定生和死的关键。而百度对投入资源迟疑，百度内部还孵化过打车项目，但滴滴和快的一开始烧钱补贴，百度费用申请不下来，项目就不了了之。王莆中下定决心去美团（合并前），是因为王兴很坚定地说，会保证足够的资金来打这场战争。该名人士也说，他离开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百度外卖复杂的人事关系。此后还有大批高层人士离职，包括副总裁王耀弘、副总裁宋黎明、产品总监刘灿、物流负责人朱勇和何茂祥、直销负责人Helen和副总裁陈锦晖等，也多和内部混乱的管理有关。一位离职高层评价，巩用人但不信人，却赋予了副总裁陈青极大的权力。一名物流人员说，巩振兵坚持建自营渠道，认为自营比代理成本低，物流副总王耀弘多次与之交涉，巩不听。百度外卖在北京建了20个自营点，发现成本果然比代理高，最后全部打包卖给物流承运商。王耀弘出走后，朱勇、何茂祥等也都只是短暂任职，物流和渠道的掌控权始终在陈青手中。实际上，自2016年起陈青一直是百度外卖的二号人物。2016年9月，巩撰写邮件称“近期陈青身体原因需要休假一段时间”，多位百度人说，陈青这时正在接受调查。一两周后，陈青返回公司，并在2017年5月提拔为COO。陈锦晖担任巩振兵七年秘书，本和陈青同级，在内部更受认可，汇报关系改变后不服出走。另一名离职高层人士表示，百度外卖最大的战略失误在2015年下半年美团和点评刚合并，那是美团点评最虚弱的时候，百度没有把主营业务配送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而是提前去控制成本、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体验，比如生态厨房、早餐、生鲜等，错失良机。不过他说：“如果给百度外卖的失败排序，第一是资源投入，第二是团队，第三才是战略。”糯米继续“瘦身”2017年8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天，饿了么CEO张旭豪出现在百度外卖，挨个和总监及以上管理层谈话。8月30日，员工安置敲定，百度外卖期权作废，核心员工可以获得奖金，12个月内分两笔发放完成，此外饿了么还会重新和员工谈期权分配。同时，近一个月以来，百度糯米正在进行新一轮裁员。糯米共经历了两次裁员，上一次是2017年4月。一位从百度糯米转岗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这次裁员后，人员总数锐减50％，中高层大量流失。就连百度副总裁、百度糯米总经理曾良，也是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离开——2017年3月，内部信称其违规谋取私利，故解除劳务合同。2016年4月，李彦宏宣布向海龙担任百度搜索公司总裁，下辖搜索业务群组（SSG）、移动服务事业群组（MSG）和糯米事业部。就在这个时候，糯米被归入大搜体系，并开始全面转型，整个事业部向盈亏平衡冲刺。“糯米整个重心直接变成了商业变现。”上述转岗员工说，百度糯米去年Q3还在大力补贴，从Q4起收缩成本，打收支平衡，而从今年Q1开始主打收入。在糯米内部，所有产品都要和两点相符合——商家赋能（如自营销、店铺装修）、商业变现（如直通车、旺铺）。此外，百度糯米开始直营转代理。糯米和大搜的整合体现在糯米帮大搜卖直通车的产品。一位百度糯米员工说，直通车是糯米的主打产品，占区总KPI的40％。“现在糯米承担的角色就是连接大搜与小商家的中间环节，就是孩子跟妈中间那条脐带，让血液得到更加自然的疏通。”对于百度来说，如果卖掉糯米就相当于卖掉120万商户的触达。一位熟悉百度糯米的人士称，糯米的转型首先是业务模式的调整，放弃团购，改做本地的生活服务的广告。入口不变，用户形态发生变化，一些强交易属性、不能卖广告的业务都要弱化或者不投入资源，主要投入资源到可以带来广告的业务，和搜索、feed流结合起来一起对抗今日头条。前述转岗员工说，未来不排除糯米从事业部收缩成一个小部门的可能。就这样，百度的O2O达到终点，接下来将奔赴新的征程。下一站，AI。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监管部门正在制定相关规定，以防止欧盟核心科技公司被外国公司收购。“我们听说过一些关于外国——通常是国有公司的投资者收购欧盟公司的忧虑，认为此举间接控制了欧盟的科技命脉。”在意大利切尔诺比举办的奥安博思论坛（AmbrosettiForum）上，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Vestager）在演讲中说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采取具体措施之前需要慎重考虑。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计划在秋天推出具体的提案。”今年7月份，德国就开始落实类似的规定，允许政府干预外国公司收购本国尖端科技公司。这项规定在去年中国美的集团竞标机器人制造商库卡集团（KukaAG）之后开始施行，德国经济部长号召欧洲买家参与竞价。不久后，这笔交易在没有德国或是欧盟政府干预下完成。库卡是全球四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之一，生产的机器人用于物流、加工、电焊、自动化等多个领域。“美的的目标是于未来数年将整体销售额提升至超过250亿欧元，其中智能设备及服务机器人会为销售额增长带来巨大贡献。”美的曾在收购库卡时官方表态，将收购库卡视为全球扩张计划的一部分。这起并购最终在今年1月完成。根据美的几天前发布的2017年半年报，库卡集团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35.13亿元，同比增加35%，净利润4.51亿元，同比增加98%（若剔除上年同期库卡因美的并购支付相关费用影响，同比增加3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尽管欧盟强有力的并购监管部门，对于是否大型并购对于市场竞争会有影响具有最终发言权，欧盟各国政府依然可以插手，阻止影响核心国家利益，比如国防，能源，经济稳定和安全的交易发生。韦斯塔格曾在7月表示，她对于政府如何使用免税政策并不担心，他们对于科技并购案的担忧是完全合法的。她认为这对于反垄断控制很重要。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伴随着质疑声。至今没有一个官方准确版本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的社交电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跑在前面的玩家似乎很难被人看懂，也少不了许多的争议。就在参加“2017亿邦社交电商峰会”之前，云集微店（以下简称云集）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浪，微信公众号被封、一些媒体为其扣上“涉嫌传销”的帽子。不过，云集官方并未对此作出过多解释，其创始人兼CEO肖尚略在本次峰会的演讲以及与小编的对话中，也显得颇为淡然和笃定。“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没必要去回应这些口水。你在做一个创新的事儿，因为你创新，你才有机会，但你凭什么要让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认知呢？”肖尚略解释道。在他看来，未来社交场景下商品流通方式将被重构，这件事势不可挡，但现阶段并不能被所有人消化很正常，而云集也不渴望所有人的理解。看得见的趋势——云集的机会以往，线上线下零售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大家高喊“消灭低效零售渠道”的口号。但今天，线上企业的流量获取、用户复购也遇到问题，于是他们开始与线下融合，转变成帮助传统零售改造升级的思路，各种新零售模式相继出现。但这可能并不是新零售的全部，甚至不代表新零售。肖尚略指出，第一个渠道——线下零售，是一种中度垄断，用几千条商业街、几万个百货商场来连接品牌供给和消费者需求，是分布式商业地产。第二个渠道——电商，是一种重度垄断，因为电商Top10就等于原来线下那些商业街，它在连接品牌方的供给和消费者的需求时是中心化的。但是，在今天新的消费场景下，零售市场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三个变化：第一，个体商业力量的崛起。在移动互联网当下，90%的信息供给来自于个体，不到10%来自中小企业，不到1%来自规模性企业。规模性企业的更新频率和时效跟中小企业比、跟个人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生产信息主体的变革所带来的正是经济商业的变革——经济单位变小，个体商业力量崛起。第二，共享经济的诞生。如果互联网三个阶段说是叫做在线、互动和重新协作的话，今天的互联网就是在重新协作这个阶段。“很多这样的典型企业，Airbnb自己没有一个房间却可以调动全球几百万的房间；滴滴没有一辆自己的车却可以调动数百万辆车、数百万驾驶员。因为大家都在云上面协同。”第三，消费的升级。媒体碎片化或者自媒体崛起以后，信息的获得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消费的需求也会越来越个性化。“你可以想一下，十年前我们穿的用的东西的品牌集中度是怎样的，今天我们穿的东西的品牌集中度又是怎样的。这一些都代表着海量供给以及个性化需求的出现。”（云集创始人兼CEO肖尚略）“要满足海量供给与个性化需求之间的链接，解决方案既不是线下的中度垄断连接，也不能靠线上的重度垄断连接，而是要毛细血管一样的连接。所以，我认为新的个人零售会成为第三种渠道。”肖尚略谈道。“未来可能是一千万个在各自细分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来卖东西，他们的个体影响力变成了供给和需求的连接。”肖尚略解释称。就好比罗振宇靠个体影响力变成了图书的媒介和渠道，变成了连接器。但罗振宇这种大IP毕竟是少数，只拥有几百或者几千粉丝的人才是大多数，而他们不可能像逻辑思维那样商业化。“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平台找到一千个拥有5000粉丝的人，那它就有500万粉丝了，并且还是互动的。云集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把一千个个体影响力聚合起来的平台。”肖尚略直言，“拥有5000粉丝的这些个体，他们原来是没有连接价值的，但有了云端的资源共享后，他们就有了连接价值，而他们背后的企业会比传统电商更好，因为它是极具规模性效应的。”激活个体商业潜能——成为百亿级电商的秘密过去的平台更多是在做资源聚合，而没有实现资源共享。比如，在传统电商平台上，很多企业开旗舰店、专卖店，客服、仓库、摄影师、美工都是自己的，都是一个个资源孤岛。但在新的零售环境下，这些资源都可以变成共享云端的生产要素。云集作为一个平台，承载了三个利益主体：品牌商、店主、消费者。从品牌到终端消费者中间只有一个分销环节——店主，实现最短流程，相当于云集为品牌商提供了“渠道+媒介+代理”的解决方案。而从店主到消费者，云集为其提供包括商品、内容、客服、IT系统、培训在内的后端支撑。“云集提供的是整个零售的协作网络，我们通过资源的整合为店主（也就是小b）提供一整套零售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生产要素。”据肖尚略介绍。在这套解决方案里，商品、内容、客服、IT系统、培训全部云化了。店主不需要囤货、不需要建仓库、不需要自己对接快递、不需要组织客服团队、不需要自建IT系统，在供应链端的投入接近于零。他们要做的就是从云集的商品库里挑选商品添加到自己的虚拟店铺中，然后分享商品、培养自己的买家。“产品本身没有差异，但每个店主展现的内容以及跟消费者的沟通表达是有差异的。这种沟通还是千人千面的，我影响一部分人，你也影响一部分人，如果有一千种表达方式，那它对用户的渗透和覆盖就大了很多。”肖尚略谈道：“从今天我们所处的阶段来说，所有东西都可以数字化，音乐数字化、图书数字化、钱也数字化了，那我们的供应链以及各项服务也可以被数字化共享。你在云端开了店以后，你就相当于是拥有了几千万上亿的库存。”反过来，这些店主也为云集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对于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户从哪里来。如果今天还向过往的那些公司一样去投分众、去投BAT、去投中心化的电视媒体，你会发现这就是一条不归路。但如果商品的销售可以社会化就完全不同了。每一个店主都能影响他身边的一群人，他们组成了巨大的精准流量。”（云集的7朵“共享云”图示）按照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育长曾鸣的分析，云集是一种典型的S2b2C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S和小b共同服务C，小b服务C离不开S平台提供的种种支持，S也需要通过小b来服务C。云集整合制造商资源，同时集成一张大的服务网络，从后端全方位赋能小店主，鼓励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服务于消费者。据了解，云集有一个100多人的买手团队，在全网、全球范围内精选适合中国市场的家庭消费类高频刚需产品，上架到商品库。目前，其总共有3000多SKU，品类足够宽，但每个细分品类的品牌很少，每个季度会被淘汰20%不畅销商品，每个月有上亿的库存可共享给店主。内容方面，也就是商品的信息表达（包括文案、图片、视频等），云集全部提供现成材料，既有云集员工编辑的，也有其他老店主提供的，店主也可以根据自身使用体验自己创作营销内容。此外，云集还整合了客服云、物流云、IT系统云等，彼此协作，按需提供给店主。“通过两年时间我们证明了这一个探索的价值。我们用两年时间从一个月只五六十万销售规模，做到今天一个月将近八九个亿的销售规模。不出意外，两年半可以达到百亿级销售规模。”肖尚略表示。社交电商与就业——云集抓什么人群？截止到目前，云集大概有210万店主。“我们的店主大部分都是女性，是在就业市场受歧视的孕龄或育龄女性。”肖尚略向小编谈到，“今天的就业市场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社会的发展让我们看到，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都挤压出来大量就业人口，但新的就业岗位又没有及时产生，而且女性在就业方面受到排挤、歧视的现实一直存在。所以，她们非常需要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二战的时候，美国的男性都去打仗了，女性留下来做生产，等仗打完之后，男性都回来了，女性就下岗了，又回到家庭，但她们又不甘于这样。所以，当时美国的直销行业快速发展起来。这和今天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比如微商、社交电商，都是给女性创造的就业机会，她们可以在这里有所作为。”解放女性、重塑女性社会价值——云集用这个口号快速吸引、培养了一大批店主，而这些店主不仅是云集的客户，也是云集狂热的粉丝。“2017亿邦社交电商峰会”上发生的一幕可以说明这一点：轮到肖尚略上台演讲时，一群坐在观众席的女粉丝突然起身呐喊、拍照，还有人送上鲜花，等他结束演讲离场时，这群粉丝前簇后拥地跟着离场，并在场外排队与之合影留念。你不难发现这群年龄在30-40岁之间的女性，她们身上流露出的热情和活力，以及她们相互之间的亲密。据悉，年轻家庭主妇是云集的主力用户人群。一方面因为她们是家庭消费的决策者，是家庭消费的入口，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大都困于家庭，渴望社交、渴望重塑人生价值，因此天生具备了社交电商基因。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云集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约50%，而其在三四五线城市的用户渗透率也高于传统电商。“我们去年有100万店主，今年到现在是210万，它会像滚雪球一样，但也是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可控的发展速度。”肖尚略指出，云集的店主除了来自自己销售部门的市场推广外，主要还是靠老店主推荐新店主。“就像你玩的王者荣耀一样，它的用户也是靠一个推荐一个的方式来的。这就是社会化的力量，是一个用户带动一个用户的效果。这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是最低成本的方式。”据介绍，云集店主每推荐一个新店主，奖励是店主资格延期3个月以及40元购物优惠券，而如果他推荐的这个店主卖了商品或者又推荐了一个新店主，都不再与他有利益关系。因此，店主的盈利来源主要是商品交易提成，每卖出一件商品大概有10-15个点的利润空间。“她们就像是豆瓣上或者淘宝、天猫上喜欢写商品评价的人，一方面追求自己购物省钱，另一方面也乐于给身边朋友推荐好物。”肖尚略强调。“其实，她们大部分不具备专业的销售能力，但不代表她不能够做，她可以当做一份爱好或兼职。我们让她有事儿干，干完还能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的满足感。何乐而不为呢？”据了解，云集店主主要通过微信、微博、陌陌、游戏平台等线上渠道以及线下聚会场景分享商品，他的朋友购买商品是跳转到云集的H5页面或者在云集App上完成交易。这样就相当于云集掌握着整个交易闭环，可以保证商品品质以及所有售后服务的规范性。风险与争议——要在天亮之前跑出来2015年下半年，云集被认为部分推广形式与《禁止传销条例》冲突，但因存有争议，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其2015年行为的处罚罚单直到2017年六七月份才正式下发，金额为958万元。而实际上，早在2016年2月，云集已在有关部门和法学人士的帮助下，就对地推中有争议的部分进行了整改，已由三级分销变为一级分销。对于很多人质疑云集店主推荐店主的模式有“走偏”的可能（比如不卖货而专门去招募新店主），肖尚略回应道：“我们的激励政策是推荐一个新店主奖励3个月的平台免费使用权和40块钱购物代金券而已。在这种体系下，店主自己会衡量的。退一万步，他如果就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专门招募店主而不是卖货的，那他对谁带来坏处了吗？”肖尚略坦承，事实上，云集最具争议的地方，还不在于老店主推荐新店主的模式，而在于其针对店主的培训机制。店主基本上都不是专业销售人员出身，关于商品、关于营销等方面的培训必不可少，但遍及全国各地的店主该怎么来培训？云集的逻辑是把一些非常有经验、做得较为成功的店主变成云集的兼职员工，让他们来培训新店主，并按效果享受一定的奖励。肖尚略介绍称：“我们采用竞聘制，那些具备销售能力、达到一定销售额度、对社交零售行业有很好认知、有社群管理能力的老店主跟我们签劳动合同，变成兼职员工。我们根据劳动成果来给他发工资。也就是说，看他服务了多少新店主、培训了多少人，我们给他固定的培训费，然后他维护社群、做售前售后支持这部分客服工作按效果计费，即他培训的店主赚钱了，他可以拿到奖励。”不过，在其看来，监管部门认为云集所做的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才最重要的。商务部电子商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向东就曾指出，社交电商是电商发展的一种趋势，要从社会功能上认定它的价值，目前它的爆发增长带来了监管的复杂性，传销也混入其中，但监管和打击要抓住“欺诈”实质，而不是多级代理的形式。“所以，你判断一个商业模式是否是传销要看它的利益相关方有没有欺诈行为，它是不是把不值钱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卖高价获取非法收益、扰乱经济秩序，它有没有涉及到类似人身控制等危害社会稳定的东西。”肖尚略指出，从云集实际产生的电子商务零售额、物流发货件数、商品客单价、平台的税收贡献来看，云集提高了商品流通的效率，创造了真实的社会价值。云集所有利益相关方（品牌商/厂商、店主、消费者、平台）没有任何商业欺诈行为，也没有危害社会稳定，反而是带来了一定的就业。这才是根本。“如果不看这些这些实质就判断这是一家违法的公司，岂不是很荒唐可笑？这是把对社会上一些不好的印象投射到了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上去。”肖尚略直言，云集遭遇的网络“口水”正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表现。不过，这些“口水”似乎并没有给云集带来什么阻碍。召开店主动员大会备战双十一、参加各种电商峰会、继续每月一度的石榴节大促——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后，云集一切工作正常进行，而继续增长的销售额更是最硬气的回应。“外界看来，我这家企业正处于漩涡当中，但实际上我是很笃定和坦然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的认知还没跟上，或者因为一些刚发生的恶性事件而把我们联想进去。但如果所有人的认知都跟上了，我们也就不用创业了。”在肖尚略眼中，今天社交电商所引起的争议，就好比当年大众不能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早期的市场经济被视作投机倒把一样。“这是时代认知造成的。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理解你、看懂你，那时天已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