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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消息，获悉，速卖通昨日公告称，接目的国邮政通知，受当地罢工等事件影响，近期线上发货发往南非的包裹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断，因此”AliExpress无忧物流-标准”线路暂停收寄发往南非的带电包裹。同时，平台对买家已发起“未收到货”纠纷的订单实行保护政策——人工处理仲裁的时间由原来的“限时达结束时间”基础上延长20天。保护政策从8月20日起开始执行，已结束的订单不再延长人工处理仲裁时间。公告显示，针对已经创建线上发货物流订单发往南非的带电包裹，平台处理方案如下：1）针对受影响的产品，及时调整运费模板设置，避免买家下单时选择无法发往南非的物流渠道；2）已创建物流订单还未发货的包裹，请您及时与买家协商取消订单或者更换其他物流方式发货；3）已经入库成功暂未交航的包裹，物流商将会免费退回给您，退回时间预计一周左右。针对已经收取的正向发货运费，您可以发起费用争议投诉申请运费退还。4）已经交航的包裹，预计比正常派送时效有所延迟，请您及时跟进物流状态，与买家保持沟通；为降低卖家受到的影响，速卖通平台特制定以下卖家保护政策：平台对北京时间2018年6月9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填写发货通知，收件国为南非，且买家已发起“未收到货”纠纷的订单实行保护政策——平台人工处理仲裁的时间由原来的“限时达结束时间”基础上延长20天。线上发货物流商承诺赔付时间调整：北京时间2018年6月9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创建的物流订单，收件国为南非，线上发货（含无忧）物流商承诺赔付时效在原有基础上延长20天，且商家发起投诉时效(从物流订单创建起计)在原基础上延长20天，未在相应的承诺时效内完成配送服务而产生的限时达纠纷赔款，由物流商承担赔付。速卖通还做出以下提醒：1、针对受影响的产品，及时调整运费模板设置；2、建议您及时与买家保持良好沟通，若有需要，可延长买家保护期，避免买家提起纠纷给您带来不必要的影响；3、保护政策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已结束的订单不再延长人工处理仲裁时间；4、平台人工处理仲裁的时间延长仅限于物流状态为运输途中的纠纷订单，其他纠纷类别订单将按照正常仲裁流程处理；5、平台延长的是人工处理仲裁时间，若买家发起纠纷，您仍然需要在5天之内及时响应。
《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实施后，部分滴滴司机将成为重点打击的黑网约车司机。当增量已经无法得到控制时，存量的管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滴滴最早的出现，实际上就带着某种新的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它对于传统低效的打车业务是一种近乎毁灭的消解。当风暴袭来时，有些人选择了离开；有些选择走一步看一步；而有些则选择了夹缝中求生存的方式，他们自发组织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建立了一个个“河北滴滴司机”、“东北滴滴司机”、“山东滴滴司机”的微信联络群。早上6时，家住河北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的老郭起床了。为了赶上滴滴6时到10时的早高峰奖励，他需要尽快驾驶着大众捷达进入北京六环内，这样才能拿到“早高峰7单补贴60元”的奖励。大约半个小时后，当老郭将车驶进六环时，住在丰台区卢沟桥乡的武雄也启动了自己的大众朗逸。与老郭不一样，武雄是滴滴的“保障司机”，拿不到高峰补贴，但每天只要跑满10个小时，就能有600块的保底收入。所以，武雄的清晨比起老郭来，要轻松不少。等时间到了早上7时，老郭和武雄的车都搭上乘客时，王杰关掉了滴滴的接单任务。他停好那台黑色的日产天籁，洗了个澡，准备睡觉。王杰是山东人，接的是晚间的滴滴专车订单，因为“夜晚不堵车，客单价也更高”。每个工作日，这样的清晨在北京超过110万滴滴司机的生活中上演，琐碎且平常。但是，最近这种平常被打破了。老郭的捷达轴距为2604mm，武雄的朗逸为2610mm，王杰的日产天籁则为2775mm。从7月1日那天起，这三个数字将老郭等三人彻底分成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成了判定他们各自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与此同时，这三个数字与户籍、汽车排量一道，也从那天开始有了新的内涵。老郭们发现，此前属于滴滴司机的北京开始折叠。折叠之下，有人离开，有人在观望。一夜之间变成了开黑车的“我现在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滴滴这么大的公司，竟然也会‘造假’。自己一夜之间居然会变成开黑车的。”下午6点，已经开了11多小时的武雄碰到了日常的晚高峰，车在四惠附近堵住了。望着前面停滞的车流，武雄用手擦了擦方向盘旁边的“城市英雄”勋章。那是滴滴给服务分和成单率高的司机颁发的，是滴滴司机中的最高等级。武雄是山西人。他略带山西口音的“滴滴造假”实际指的是，在7月1日北京市宣布实施的《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后，像武雄这样的滴滴司机将成为重点打击的黑网约车司机。根据《规定》，网约车司机需要满足本市户籍并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其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辆轴距需不小于2650mm，以及私家车性质需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运”（出租车辆运营8年需强制报废）等多种条件，才能从事网约车服务。如果以上条件有一条不符合，则该司机将被定性为“黑网约车司机”，并面临被抓后1万-3万元的罚款。“这些条件中，其他的都我都能接受，证再难可以去考，私家车改成营运性质后8年报废也行。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网约车司机必须要是北京人才能做？”东四环中路的十字路口依旧堵着，武雄谈及此处有些生气，生气之外更多的是不明所以。为了确定自己究竟合不合法，武雄在7月1日网约车严查当天就询问过滴滴公司，得到的答复是“不用担心，正常出班”。武雄不懂，一方面滴滴公司明确支持他出来干活，另一方面北京市交通部门又在严查网约车。为什么外地人就不能开网约车？为何2016年就已经颁布的《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要在今年突然开始发力？武雄开始反思自己当初一心想着滴滴司机工作自由而作出的转行决定，是不是错了。2002年，武雄就来到北京工作，算得上是一个老北漂了。最开始他主要做食品加工厂的生意，2008年工厂拆迁后就在超市里开糕点房。在糕点房开张期间，因为不满超市经理百般刁难，与经理大吵一架后，武雄决定去做点自在的工作。于是，在去年的7月份，武雄在滴滴上注册账号，干起了全职的滴滴司机，并在不久之后加入到了滴滴的“保障司机”。武雄加入“保障司机”时，业内广传“美团打车”即将进入北京。按照武雄的说法，滴滴为了稳定住他这样一批全职的滴滴司机，便向其发来了邀请，但条件之一是中途不准转入别的打车平台，不然保底收入作废，并且一年之后不准再加入“保障司机”。加入之后，武雄的工作相较于之前稳定了很多，每天只需干满10小时，就能获得600元的保底收入。稳定之后没多久，武雄就遇到了今年7月份的严查。在滴滴司机群体中，像武雄这样转行的人有很多，理由也各有不同。有因工作不顺辞职跑滴滴的，有因开店失败转行还债的，还有因炒币失败而临时过渡的。据中国新就业形态数据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发布的报告，2016年至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中，19%来自去产能行业，8%来自复员、转业军人，6%来自失业人员，7%来自零就业家庭。另外，武雄在加入滴滴时，就知道北京交通部门在查处黑网约车的事情，身边也有一个朋友被查过，被罚了9000块。“当时滴滴给全额报销了，不过是分9次报销的，每次1000块。”武雄说，当时大家都是抱着“滴滴公司这么大，不会被严查”的心态干活。更何况《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很早之前就颁布了（以下简称《网约车新政》），一直都是“只起风不下雨”的状况，所以就没太当回事儿。但事实上，去年一年北京市就查处了10550辆“网约黑车”。而至于今年为何开始更加严格地查处，从武雄前面停滞不前的车流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7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为600.3万辆。如果按2017年北京市3.4%的机动车增长率，今年年底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610万辆，等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变为652万，这大大超过了北京市2020年630万保有量的控制红线。同时，另一项参与车牌摇号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8日24:00，北京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842294个；累计收到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89377个。同比上期，普通车摇号申请人增加40976人，摇号难度或将创历史新高，而上一期约有1963人抢一个指标。当增量已经无法得到控制时，存量的管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滴滴最早的出现，实际上就带着某种新的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它对于传统低效的打车业务是一种近乎毁灭的消解。这种快速崛起的商业形态，让越来越多原本不用上路的汽车跑上了马路，这无疑对于北京多年固有的交通管理方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如何让这些跑在路上的车回到停车场，延缓因车辆增加造成的交通拥堵，大概是今年《网约车新政》被严格执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武雄的大众朗逸仍趴在四惠地铁站附近处无法动弹。慢慢地，他警惕地观察起地铁站来来往往的人群，判断着哪些人像查网约车的便衣警察。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在西客站亲眼目睹了一个滴滴司机被拦下，而当时他的车里正坐着一位打车的乘客。有人观望，有人离开“那天，我送一位女乘客去北京西站。正准备停车时，一辆汽车被拦停，拦停汽车的人绕过了车前的挡风玻璃，拿出证件，让司机下车。”武雄观察着地铁站走出来的人群，将原本拿在手上的手机放在车门与方向盘之间的手机支架上，让人从外面望过来，很难发现手机的存在。“那次以后，我就关闭了火车站和机场的订单。”武雄说，那天从北京西站离开后，就再也没有接过西站的订单。武雄可能不知道，北京西站，这个如今滴滴司机试图逃离的地方，却是滴滴平台开始的起点。2012年的冬天，是滴滴最早开始向出租车司机推出线上接单服务的时间。那个时候，资金相对雄厚的摇摇招车占据了首都机场，手头紧张的滴滴创始人程维租不起机场的摊位，只能花4000块在西客站的过道上租了个地方，给来往的司机发传单推广滴滴的业务。北京的穿堂风很大，推广人员穿着大衣和大皮帽子，站在风中，将滴滴的业务一点点从西客站推出去，从滴滴后台孤零零的16盏灯直到今天覆盖到全国的5000万司机。程维可能想不到，6年前他将滴滴从西客站带出来，走向全国；6年后，滴滴司机在西客站东躲西藏，心惊胆战。据公开报道，7月1日当天，《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正式施行。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对黑出租车、黑网约车展开为期半年的打击。执法首日，在机场、火车站等45个重点地区，对各类非法运营行为开展打击。半天时间内，共计检查车辆1800余辆，查扣各类“黑车”54辆。依据相关规定，执法人员将对车辆进行30天至60天的扣押，同时对驾驶员处以1万-3万元的罚款。随后，一场场大雨侵袭北京，市民打车难的抱怨开始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爆发。望京、国贸、西二旗的打车等待时间从30分钟、60分钟、90分钟的基础上持续延长，排队人数从20人，50人一只增加到90人，甚至更多。截至7月25日，近30天内，北京打车难百度指数环比增长420%。2018年3—7月，北京市网约车应答率下降22%，单均应答时长增加3.4倍。“身边的好多人都离开这行了，特别是租车干滴滴的。他们跟我们开私家车的不一样，租车的人每天一启动汽车，就意味着100-200块钱就没了。如果再遇上警察抓车，就相当于一个月白干了。”前方的绿灯亮了，车流开始松动，武雄松了一口气，轻踩油门，大众朗逸开始缓缓蠕动。在滴滴司机群体中，除了像武雄这样买私家车跑滴滴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干活的。来自甘肃的老杨，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今年3月，老杨的药店开不下去了，因为他的一位朋友贷款跑路了，而老杨作为担保人，需要承担起这笔债务。由于药店的收入微薄，老杨在朋友的介绍下，从亦庄的一个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一台北汽EV200，干起了全职的滴滴司机。北汽EV200的月租金为3800元，轴距为2500mm，这与《规定》里的2650mm相距甚远。另外，老杨是甘肃人，不属于北京市户籍。因此，无论从哪点来说，老杨都是一个“黑网约车司机”。在老杨之前，2017年滴滴北京注册司机数量为110万，活跃司机数量逾20万，但只有10.7%符合京籍规定，合规人数仅2万人。而网约车驾驶员考试也并非想象中简单。据网约车行业人士透露，目前取得北京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司机仅在2.1万人左右。从全国来看，据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全国共有210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和206个地级市)出台了网约车细则文件，覆盖率为62.1%。“已经顾不上是不是开黑车的，现在每天睁开眼就是租车的钱和每个月需要偿还的贷款。”老杨住在昌平区北边的南邵镇张格庄村，一个每天20元的临时出租屋内。和“保障司机”武雄不同，老杨没有每天600块的保底收入，只能每天早上5、6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12点，才有机会和武雄挣得同等多的收入。“我想不通，北京是不是中国的，为什么外地人就不能在北京工作，这不是歧视外地人吗？”老杨说。为了躲避查车，老杨关闭了滴滴派单的功能，直接在抢单大厅里面抢北京周边的长距离订单，避免了查车风险较高的市区，但是抢单的价格是平常的95折。也因为这样，老杨常常由于派单过远，导致汽车电量不足回家，只能呆着车里边充电边睡觉，第二天一早再去抢单。“最近一个月，身边好多租车的兄弟已经不干滴滴了。租金贵是一方面，每天提心掉胆的也受不了了。”老杨是微信群里为数不多的留下来接着干的，为了还贷款，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河北帮”、“东北帮”、“山东帮”当风暴袭来时，有些人选择了离开，如老杨微信群里消失的车友；有些选择走一步看一步，如老杨；而有些则选择了夹缝中求生存的方式，他们自发组织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建立了一个个“河北滴滴司机”、“东北滴滴司机”、“山东滴滴司机”的微信联络群。在这些自成系统的组织里，他们彼此分享跑活过程中遇到的“情报”，哪个路口在查车，哪个地铁站有便衣，哪个司机遭遇了“钓鱼”（交通部门的“钓鱼执法”）。私底下，有司机调侃地将这些联络群称为“河北帮”、“东北帮”、“山东帮”。老马就是“河北帮”的成员，并隶属于“河北帮”下面的“邯郸小队”。据老马介绍，他所在的邯郸小队一共有80多名滴滴司机，全部都是来自邯郸老家的人。在7月份，北京开始严查网约车后，老马所在的“邯郸小队”微信群就开始变的热闹起来。“我今天在西直门被查了”、“北京西站有便衣”、“机场火车站今天别去了”......每天，这样的信息的在微信群里此起彼伏。“严查网约车这事儿没啥好怕的。像我们这样每天在群里及时通气，完全可以避免被抓车。就算运气不好被抓，租车公司也会垫付罚款。”老马的北汽EV200是从“北汽绿行”汽车分时租赁公司租来的。只需要将身份证和驾龄满3年的驾照交给北汽绿行，公司就能帮老马注册上滴滴司机，并能加入到滴滴的“保障司机”。同时，绿行还向老马承诺，抓车后不用他出钱，公司会替他垫付，然后找滴滴报销。“租车公司和滴滴有合作，我们只管开车挣钱就行，别的事有公司帮忙处理。”老马说。靠着邯郸小队的微信群和租车公司的帮助，老马每天的跑活都很顺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顺利的日子没有持续，老马就在北京西站“遭了一手”，接到了个钓鱼单。“那家伙一上车我就知道不对，肯定是钓鱼。”老马说，因为微信群经常互相通气，知道“钓鱼”的跟正常乘客不一样。“钓鱼的眼睛总是东张西望，正常打车的不会这样”。老马得知被钓鱼后，马上看了看周围有没有身着便衣的警察，随及立即启动了汽车，迅速离开西客站。“他看我将车要开走，连忙说要下车。我才不管，下车我就要被抓了。”老马顺利将车驶离了西客站，在开了距离目的地一半的路程时，后排“乘客”还在不断要求下车，并承认自己是“钓鱼”的。老马没办法，就让其在中途下了车。“这些钓鱼的都是帮助交通部门的老百姓，价格我都知道，每次100块。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挣1000多。不过有的时候，上来的是真的警察，那就只能认栽了。“还有一次，老马在微信群里收到了一条消息——“我接到了一个‘钓鱼’的，有人在附近吗？有的话就过来。”收到消息后，老马就在群里所发的位置附近，便赶了过去。“到那之后，我们几个老乡将那小子揍了一顿。”老马说，有些钱能挣，有些不能。“像这样外地人坑外地人的事情，就该这样。”事实上，除了彼此互相通气网约车严查的消息，老马和他的老乡们也会在车友出现困难时及时伸出援手。比如，车开到半路没电、收班太晚回不去、附近找不到吃饭的地儿等问题，只要谁在邯郸小队的群里说一声，附近的司机基本都能赶过去。“在大兴、通州、昌平，基本都有我们的老乡，谁有问题，基本都能帮上忙。”滴滴一下，车往哪开？终于，下午7时，四惠的“闸门”打开了，整个车队的速度开始加快。武雄右脚往下又踩实了一点，大众朗逸的身子变得轻便起来，经京通快速路开上了通燕高速，车外的建筑往后狂奔而去。“我还是相信政策不会永远这样，应该会慢慢变得合理，不可能一棍子打死。”武雄将手机从角落处的支架上拿出来。目的地快到了，他提前结束了订单。今天，还剩下最后一单，他就可以完成上班高峰4.5小时的在线任务，收班回家。“干一天算一天吧。政策的事情不好说，但是最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争取每天跑到600块，早点把贷款还完。”此时，老杨的北汽EV200的电已经所剩无几，他需要在固安县里找到一个充电桩，然后才能继续晚上的接单。“没什么好怕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马很乐观，租车公司和邯郸小队的微信群让他觉得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时不时也会担心车上会不会直接上来一个‘钓鱼’的警察。在武雄回到家里后，山东人王杰也起床了。他洗了脸，换上白衬衫，戴上白手套，准备开始接晚上的专车订单。就在不久前，微信群里一位朋友给他传了一张3万元的罚单，处罚依据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我现在看开了，实在不行，就回老家找事情做。”王杰说，身边之前开专车的，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菜市场卖菜，有的去做保安。“选择很多，天无绝人之路。”北京市的网约车严查还在继续，滴滴司机的合法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滴滴的商业模式在规模化之后也正在受到愈来愈严的监管。在武雄、老郭、老杨、老马、王杰所在的滴滴司机群体中，他们就像一艘一艘本来互不靠近的船，但是又偏偏漂流在同一个江湖中。之后，车往哪开，谁也不知道。滴滴依靠规模化崛起的商业模式，以及之后过分依赖于用户规模扩大产生边际效应的盈利模型，也将在后续的监管中被屡次考验。
亚马逊的一封邮件让该平台日本站点的卖家陷入“懵圈”状态。日本消费税已经成为日亚卖家必备的“议题”，但仍有不少卖家不知道消费税是什么。实际上，怎么规范境外电商平台税务问题是日本政府一直头疼的问题。日本作为没有设置VAT的国家之一，消费税就是该国的主要税务。众所周知，在日本线下购物要向消费者收取一定的消费税，税费会直接在价格后面备注。但海外商户在电商平台上给用户销售产品的情况可能复杂得多……卖家懵了亚马逊日本站要求规范消费税了？近日，有不少卖家收到亚马逊日本站点关于消费者事宜调整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方便卖家，以及应对未来的税费改革，亚马逊将进行网站规范开始展示消费税金额，并且在8月30日调整系统。对此，海豚日本仓的事业合伙人向东海：“亚马逊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过相关邮件通知过卖家，卖家可以在后台选择显示或者不显示消费税，但是都是轻描淡写，大家也没当回事，今年亚马逊应该会直接作出系统的调整。”为什么亚马逊会接二连三的发出这样的一个邮件呢？速贸天下CEO林雅志表示，大概在5年前，日本就规定所有卖家的标价和消费税不可分割。向东海也称，日本本土的电商平台基本都是需要标注税费，标注方式是商品售价+税费，分开标注，线下零售也是这样的模式。据悉，在此之前直到目前为止，亚马逊日本站上显示的仍是含税价格。但这个“含税”价格是否含税大概很多卖家都不得而知。实际上，一般而言，如果销售主体是在境外的话，是不收取消费税的。速贸天下CEO林雅志表示：“境外消费是不需要产生税的，因为是进口。但是由于这几年跨境电商产生的金额越来越大，日本政府开始关注税费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存在一个漏洞，”向东海说道，“亚马逊属于境外平台，经营主体主要是境外企业或者个人，亚马逊平台上面的一口价是含税价格，而且消费者也缴纳了税费，但是这部分钱是并没有交给日本政府，去向是不得而知的，政府也无从下手。”“当然，如果是日本当地的企业或者个人入驻了亚马逊日本站点，面向日本市场销售，当销售金额进入了其日本银行账户时，就必须向日本政府交纳消费税。而本地的电商平台任何情况下都需要遵守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日本本土电商平台发展的。”向东海补充说道。但是一位花名为大兵的深耕日本亚马逊多年的跨境电商卖家强调，这个新政最终导致卖家们必须规范自己的日本消费税问题。大兵：“在政策正式调整之前（8月30日前），亚马逊平台上面的标价确实是含税价格，但是这个税费是零。政策正式实施之后日本政府会开始收取消费税，税率为8%。目前还不清楚缴税流程。”对此，也向亚马逊平台相关人士进行咨询，但截至发稿前，亚马逊仍未给予官方答复。日本关税？日本消费税？暂不说亚马逊平台上有没有收取日本买家消费税，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走的话，入境日本到底需要缴纳什么税呢？什么情况下卖家才需要缴纳消费税呢？正常情况下，中国企业入境日本申报两种税，一是关税，二是消费税。向东海举例说道：“如果申报的商品价格是100美金，关税按照2%收取的话，消费税需要缴纳8美金，关税需要缴纳2美金，一共缴纳10美金就可以进入日本境内销售了。如果以200美金出售商品，收取消费者16美金的消费税，那么卖家上交给日本政府的将是中间的税差8美金。而这部分实际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但是中国卖家的货物一般是进不了日本的，必须在日本有公司才能接受日本进口货物，”向东海补充说道，“另外，日本不像欧洲有VAT，日本只有消费税和关税。日本消费税申报一般是固定值为8%，关税申报一般是0到9%不等，一般服装类、纺织类比较高，在9%左右，其他都是1%到3%不等。”林雅志，日本进口的企业，要么是在日本有自己的公司，可以自己缴纳税款，要么委托第三方代理公司，根据卖家的流水和销售额收取代理费用。“在日本注册公司有好有坏，”林雅志说道，“一方面，企业除了缴纳申报货物价格所需的消费税和关税之外，还需要缴纳额外的法人税，而日本的法人税高达40%；另一方面，日本银行的年化利率仅1%到2%，和中国的月化利率相同，所以在日本融资是相对容易一些。”“另外，直邮模式和海外仓发货模式下征收消费税的起点不一样，”向东海，“如果从中国以直邮模式发往日本，单次在15000日币（相当于935人民币）以上需要收取消费税，海外仓模式无论金额多少都需要卖家缴纳消费税。另外，日本本土的电商企业一年销售额在一千万日币以内的，可以申请免缴消费税。”消费税从8%上调至10%带来的影响了解到，日本的消费税税率调整也是一波三折。早在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就已经公开表明，到2019年10月将把消费税从8%上调至10%。据悉，日本消费税从1989年的3%，在1997年涨到了5%，2014年涨到了8%，明年可能会再次上涨。那么税率的不断上调，对于中国面向日本市场的跨境电商企业和消费者而言有什么影响？林雅志表示，如果明年日本政府把消费税率调到10%，整体而言，对于消费者日常消费没有太大的影响，无非是增加2个点，虽然生活成本会有增长，但是幅度并不大，只是对高额贸易影响较大。另外，税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的跨境电商卖家，因为中国卖家在价格上具有优势，如果是像家居这样的产品，就算提升两个点，多出的钱也是比较多的了。向东海则认为，日本消费税率上调，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在提升物价，增加消费者负担，制造通货膨胀。但电商和零售的消费税会同时上调，所以相比之下对电商影响不大。卖家大兵表示，收取消费税其实对卖家影响不大，因为消费税在日本线下很正常，而卖家在线上售卖的商品还具有价格优势，竞争力更强一些。如果消费税上调的话，卖家只需提高售价，加强成本核算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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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我不是药神》电影在全国公映。这个电影中故事的主人公的原型名叫陆勇，来自江苏无锡。关于“药神”的故事相信大家在电影和各种影评已经有所了解，而今天希望让大家去深入了解的不是处于“药神”角色的陆勇，而是深耕外贸以及跨境电商行业的企业家陆勇。陆勇为无锡市振生针织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振生针织品在2001年就开始入驻阿里巴巴国际站，目前主打的产品为礼仪、质量管理和防护类的手套。跟很多传统外贸企业一样，振生针织品也在面临贸易环境变化、成本上升以及转型升级的挑战。为此，针对产品质量把控、全球供应链打造等问题与陆勇进行了一场访谈。品质仍是获取客户的保证据陆勇透露，目前振生针织品在30多个国家拥有200多个采购客户，这些客户有80%是来源于阿里巴巴国际站平台的。现在，振生针织主要开拓的是欧美和日本市场，包括法国、德国、挪威、冰岛、芬兰、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地。产品和采购价格适配是振生针织选择这些市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也有类似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卖家来与振生针织进行询盘，但很多时候都因为价格问题最终没谈下订单。“新兴市场经济能力还不够，要接纳高端手套产品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振生针织品主流市场还是在欧美和日本市场。”陆勇说道，现在振生针织品一双手套单价在5到6元，算比较高端的手套产品。但要进入高端市场，也意味着企业本身对产品的质量要进行更为严格的把控。陆勇指出，欧洲客户对品质要求非常高，而且订单数量通常都比较少。比如有的欧洲客户会要求手套的面料都经过OEKO-Tex检测。而在防护类产品上，振生纺织品每年则需要给几十个品种的产品做CE测试，才能把这些产品出口至欧洲。（编者注：1.STANDARD100byOEKO-TEX?是包括纺织品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终产品等所有加工级别在内的全球统一的纺织品检测和认证系统2.在欧盟市场“CE”标志属强制性认证标志，不论是欧盟内部企业生产的产品，还是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要想在欧盟市场上自由流通，就必须加贴“CE”标志，以表明产品符合欧盟《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指令的基本要求。这是欧盟法律对产品提出的一种强制性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客户对原料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振生纺织品的原来都是国外进口的。与振生纺织品在印尼合作的面纱工厂的棉花则是从美国和新西兰等地进口的。而这种对品质的追求也成为振生纺织品获取客户的保证。“振生纺织品必须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老老实实搞好品质，做好产品。”陆勇说道。把工厂开到印尼保证品质让振生纺织品获得订单，但订单充足则要求企业解决产能的难题。两年前，振生纺织品在新疆喀什莎车县开设了两家工厂。国家对振生纺织的新疆工厂有非常优惠的政策扶持——设备是政府采购、厂房是免费提供，因此振生纺织只需要在工厂进行生产管理和培训工人即可。新疆的工厂暂时稳定了其产能。随后，陆勇开始计划与合作3年的棉纱工厂各投资50%在印尼泗水开设手套工厂。他指出，因为目前手套品类的自动化设备发展水平还不够强，因此主要还是手工制作为主。振生纺织品一半的成本都是劳动力成本，因此如何减低劳动力成本和保证劳动力稳定是解决产能的关键。陆勇分析道，跟中国6%以上的年均GDP增长速度相比，印尼的GDP涨幅会慢得多，因此5年内工资的增长速度并不会很快。在5到10年内，印尼将成为中国企业建立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一个重点区域。在当地进行的考察也让陆勇更肯定自己的判断。陆勇在此前也去了东南亚其他国家市场（如孟加拉、尼泊尔、柬埔寨等）进行考察。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印尼。首先，振生纺织品的欧洲客户对生产的要求和人权保护的要求都很高，因此需要供应商的工厂有医保、社保且不能招募童工以及超时加班。印尼社保、医保等基础设施都符合要求，工资含社保大概在2000元左右，每年发13个月工资。当然，跟中国工厂不同，在印尼跟工人签合同的时候是按工时发放工资，这意味着没订单生产的时候也需要给工人付工钱。而不像在中国，放假工人可能就没工钱了。另外，在当地的服装工厂、印染工厂的废水处理问题和环保问题已经开始有所解决，有的工厂可能比中国大陆部分工厂管控还好。但是，陆勇也表示，跟中国工厂相比，印尼熟练的技术工人还是有所欠缺。如果工厂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艺仍然还没稳定的技术群体去解决。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印尼目前还是没有中国庞大产业功能去支持这样的技术发展，但只要工厂做好管控普通的订单还是能很好完成的。除了从劳动力成本和工厂搭建的环保及人权问题考虑外，陆勇认为印尼的保税工厂政策也让其能很好节约成本。陆勇，印尼保税工厂的政策跟中国的不太相同。在中国，保税工厂就是设置在保税区内的工厂。在印尼，保税工厂不一定在保税区内。一个工厂如果符合海关监管政策，有独立仓库、独立监管区域并各项设施均齐全时，就可以提出申请，把工厂变成保税工厂。“大概监管模式估计跟中国类似，即以用料核算为主。海关审核用料多少，消耗量多少，损失多少，借此来监管保税工厂。”陆勇说道。印尼保税工厂的模式对振生纺织品是有利的，因为本身振生纺织品的原料是进口的，所以进口的原料在印尼保税工厂生产后再出口就免去进口的税项。这种模式也不需要在中国进行周转。转型是挑战运营品牌是难点走出中国在海外设厂是振生纺织品在供应链端的一次升级转型。但对于消费者端，振生纺织品又有何转型尝试呢？实际上，做现货市场、开拓零售市场、搭建品牌一直为传统企业尝试较多的转型路径。当自己拥有品牌后，自己就拥有了议价权。陆勇透露，目前振生纺织品也在1688上卖现货，自己去年也做了“药神”这个品牌，但目前重心还是放在传统外贸订单上面。“传统外贸企业做品牌很难。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在品牌运作上很有经验的人来帮振生纺织品做指导以及进行合作。”陆勇也表达了自己焦虑的问题。当然，振生纺织品本身也在积极研究高端产品，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在陆勇看来，高端手套产品对企业要求主要有两个关键：第一，企业必须有好的产品和设计团队。第二，企业需要拥有非常熟练和稳定的工人。如果工厂的工人在企业并不稳定，那要做出高端的产品很难。因此振生纺织品需要时间去培训工人，让工人更为稳定后再慢慢找出一批工艺不错的工人去做高附加值的产品。但不管如何，在还没做出能完全改变企业受益结果之前，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仍是外贸企业必须关注的重点。此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联席总经理余涌曾指出，对于中小企业升级有两条路走：一条是品牌升级、产品升级；另一条路是在原有的体量上利用类似阿里巴巴等跨境电商平台提供整个供应链效率，借此减低成本，让供应链和整个生产流程实现全面的优化。在全球价值链中，“药神”陆勇创立的振生纺织品仅是众多传统外贸企业转型的缩影。要在这个越趋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传统外贸企业必须做出改变，这也意味着包括成本结构在内的各种体系要随着市场做出变化。这条路可能很长，但这些企业的努力正让整个全球化商业环境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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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三方支付巨头PayPal（贝宝）有意在跨境电商上扩大影响力。PayPal中国区商户业务部总经理陆六六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4年前PayPal与中国监管部门就申请支付牌照进行了积极探讨，沟通一直没有间断过，“但申请牌照对一家外资公司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PayPal总部也好，PayPal中国也好，对这件事情一直是相当关心的，我们有很大的决心。”由于在中国没有获得支付牌照，PayPal无法在中国境内市场开展业务，这个支付平台把业务方向锁定在为中国跨境电商提供支付平台这一业务上，希望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提供支付便利。“PayPal全球的交易中21%都是跨境交易，中国又是跨境交易中PayPal体系内最大的市场。虽然我们在中国现在只做跨境交易，但不管是跨境交易，还是中国市场，在PayPal整个体系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统计过海外买家的交易数据，海外的买家每5笔交易中就有一笔是从中国购买的，所以从买家端来说，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从市场定位的角度讲，我们在中国只做跨境支付，这在我们的全球市场定位中也是相当重要的。”陆六六表示。8月10日，PayPal启动中小企业客户月，帮助中国中小型跨境电商进行转型升级。由于PayPal在全球200多个国家都有开展业务，因此海外用户使用PayPal支付从网上购买商品更为普遍。“依托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中国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新时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动力。近年来，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更多的跨境贸易中小企业呈现出从传统B2B向B2C转型的趋势。”陆六六表示，“PayPal将服务中小企业和推进其发展作为我们的重要使命。”出席会议的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张莉表示：“希望通过政府、企业以及行业有关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打造一个促进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健康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竞争，拓展商机。”据介绍，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总额达到人民币7.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陆六六表示，今年7月，PayPal带着中国商户在印度做了三天考察，印度的支付市场物流、推广、消费者的分层、习惯等，”那个考察对商户的帮助很大，大大增强了他们在印度发展业务的信心。”PayPal总部位于美国，由特斯拉CEO马斯克等人早年创立，后被eBay收购，再后来又独立出来运营，渐成全球支付巨头。目前电子支付平台用户数达到2.44亿，业务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00多种货币付款。
8月6日中午12点，北京市海淀区百度大厦楼下，7、8名头戴百度外卖红色帽子的代理商蹲坐在阴凉处。他们彼此间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那样默默坐着，仿佛一切已是常态。因为是午休时段，进出大楼的百度职员不在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从代理商身边很平静地路过，但也有少部分人在路过时会随口问及身边的同事，“这些人是干嘛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本轮维权是从7月16日发起，而这已是代理商维权的第22天。除了休息日外，基本上每天都有人在此等候一个“说法”。类似的事情，在去年10月也发生过。有维权的代理商代表向记者表示，此次前来维权的代理商中，既有前来索要退还保证金的，还有更多的代理商是希望百度外卖能对他们此前投入的“血汗钱”有个交代。去年8月，饿了么正式宣布收购百度外卖；今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联合蚂蚁金服全资收购饿了么；8月2日，饿了么母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更新的信息中显示，股东变更为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此前包括邓高潮、张旭豪、汪渊和康嘉等在内的饿了么原股东均已不在其列。受上述事件影响，国内的外卖市场格局在这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几经变化。但作为最早被收购的一方，那些曾经效力于百度外卖的代理商似乎并没有跟上企业后续发展的步伐。“被遗忘”的代理商8月的北京烈日当头，气温长期维持在27摄氏度以上，但对于在百度大厦楼下以静坐方式讨说法的百度外卖代理商来说，内心却是冰凉。原因无他，三大外卖平台之一的百度外卖已经被卖给了曾经的竞争对手饿了么，而他们在此前市场扩张期投入的十几万元乃至成百上千万元的成本，如今成了“本应承担的风险”。“这是我们申请维权的第22天，刮风下雨顶着太阳都会来。从早上过来，一般都会待到下午5、6点。”来自山东的百度外卖代理商冯先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次维权是从7月16日开始的，而他本人除了周末休息日，基本上天天都会来这里“静坐”。据了解，冯先生是百度外卖山东某县的代理商，在2017年6月时加入百度外卖。说起维权的原因，他表示，一方面是希望索要回自己被扣押的保证金，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问百度外卖要回因前期运营投入造成的损失。据冯先生介绍，申请成为百度外卖代理商后，他向平台缴纳了8万元的质量保证金和16万元的运营保证金。目前，16万元的运营保证金已经收回，但从今年5月3日起申请退出百度外卖代理并索要质量保证金，截至目前仍然没有收到对方的打款。“原来的百度外卖的大区代理已经离职了，现在大区对接的人是从饿了么后调任过来的，虽然对方承诺打款，但总是一拖再拖，后续再去问基本就没有了回应。”冯先生表示。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来自吉林某县的代理商王先生身上。根据王先生提供的此前与百度外卖签署的合作协议显示，王先生需缴纳5万元的质量保证金和13万元的运营保证金。目前，运营保证金的款项已经收到，但是质量保证金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王先生称，因为此前更换了大区代理，新任的大区代理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问三不知”。烧钱后遗症实际上，在包括冯先生和王先生在内的维权代理商看来，刨除未返还的质量保证金不谈，自己的损失远不止于此。“2017年的时候，家里那边基本没有百度外卖的影子，自己买电动车、招骑手、谈商家，才打下了一片市场。”冯先生称，他刚开始做代理商的时候，当地外卖市场订单分配占比基本是美团外卖占70%，饿了么占30%。但因为自己前期补贴投入大，他签下了不少独家商家资源，生意红火的时候，百度外卖的订单量在当地最多占到了60%。冯先生透露，他个人的成本投入不下于100万元。同时他表示，在此次参与维权的200多家代理商中，自己的投入还算少的，还有投入上千万元的代理商。一个县级代理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前期投入？冯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表示，前期投入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线上补贴、物料费等在内的运营成本，另一部分是包括站点租金、骑手工资、电动车购置费等硬性成本。据了解，在百度外卖与代理商的合作协议中，有一条是要求代理商先行缴纳的运营保证金，金额基本在10万元以上。所谓运营保证金，意思是指代理商只要在前三个月内投入等同金额的运营成本，3个月后平台方会将这笔运营保证金如数返还；如果代理商未按期完成上述指标，平台方面将扣除代理商10%或剩余全部的保证金，且有权与代理商解约。上述代理商王先生向记者解释，运营保证金投入的内容仅限于补贴和物料，不包括电动车购置、骑手工资等硬性成本。就此来看，所谓的运营保证金，其实正是外卖市场前期烧钱拓荒时，被“烧”的那一部分。但对于这部分的资金投入，百度方面在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中称，百度外卖与百度外卖合作商之间为平等的商业伙伴关系，双方是基于自愿原则签订的业务代理协议，并基于代理协议进行业务合作往来及商业结算，需各自承担市场风险。此外，饿了么在收购百度外卖时也曾表示，会尽量满足百度外卖代理商的合法权益，但做生意和做投资一样，入市就需要谨慎，其中可能有巨大的回报，也可能有巨大的损失，对于这件事饿了么和百度外卖意见一致。竹篮打水一场空实际上，代理商维权的问题从去年10月底就已经出现。对此，原饿了么CEO、现任董事长职位的张旭豪曾专门给出过承诺。在去年11月举办的饿了么及百度外卖“未来物流”战略发布会上，张旭豪称，代理商的解决方案不是针对百度外卖，而是需要整个代理体系进行梳理和融合，最大的原则是公平公正，以服务市场份额优先的原则。代理商不分是百度外卖的还是饿了么的，会全部看作母公司拉扎斯集团的代理商。如果两边都有代理商，则采取强强联手，强强融合的方式，同时负责双品牌的运行。“为什么不直接转变身份成为饿了么的代理商？”对于记者这样的问题，冯先生有些许无奈，他表示，“饿了么有自己的代理商，原来彼此都是竞争关系，现在为什么需要你？”冯先生表示难以接受的是，饿了么宣布收购百度外卖是在去年8月，但在去年10月的时候，有商家向他反映称，百度外卖通过App向商家发出了一份授权书通知。通知书中提及，百度外卖平台将把商家的店铺信息，同步提交给饿了么平台。“当时商家和我说，尽管授权书提供了同意和不同意两种选项，但如果选择不同意，平台就会停止向商家打款。”冯先生说，在签约商家中很多是自己费了很大劲，通过大量补贴投入才谈下来的独家资源，百度外卖直接向商家发出通知，这让他不能接受。对此问题，根据猎云网此前报道中有代理商提供的聊天截图显示，当时的百度外卖运营体系负责人王建斌曾作出回应，称确实是由于工作失误所致，并及时下线了相关通知、停止平台商户共享工作。在冯先生看来，将商家信息拱手让人，这对于代理商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大家都在抢商家资源，现在自己的商家信息导过去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去竞争？”冯先生称，也是从那以后，自己负责的代理区域百度外卖的订单量就在持续下降。据了解，不论是冯先生还是王先生，他们的代理业务早于今年年初时就已经停运。“停运是不得已的选择”，王先生称，如果不把业务停掉，就算没有订单补贴，骑手的工资、站点的租金都还是要交，亏损只会更多。说法矛盾陷僵局这已经是代理商新一轮上门维权的第22天。事实上，此前百度集团已就百度外卖代理商维权事件给出了一份全面说明。说明中称，在外卖业务合并给饿了么之前，百度集团仅是百度外卖的投资方之一，不参与其日常运营，相关地方合作商与百度外卖之间的代理关系及具体的运营策略，与百度集团无直接关系。但对此说法，代理商们难以认可。在与代理商的沟通方面，百度方面称，从2017年11月6日起，合作商人员多次到访百度，通过包括拉横幅、喊口号、冲击百度重要活动现场等，严重干扰了百度公司及周边的正常秩序。但在这长达八个月的百度外卖合作商聚众过程中，百度一直积极沟通，认真倾听合作商诉求。而王先生则对记者表示，尽管他们的维权已经持续了20多天，但目前仍未有百度方面的当事人与他们进行对话。百度与百度外卖的代理商们各执一词，其中真伪难以考证。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百度外卖代理商提出的索赔诉求，究竟能否得到满足。根据代理商们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请愿书》显示，代理商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出面协调，通过成立调查小组，解决因百度行为造成的全国代理商亏损达10亿元的问题。但按照百度方面此前给出的“需各自承担市场风险”的说法，显然双方的意见也难以达成一致。此外，有第三方外卖平台业内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代理商的控诉或有些言过其实。在相互的僵持过程中，将问题诉诸法院似乎成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但在记者问及代理商是否已将问题诉诸法院时，有代理商表示，“已经有人在推动了，但什么时间。能有什么结果谁说的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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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精准运动健康科技品牌的加动健康已获得数千万元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建银中民医疗昆山基金战略入股。据悉，本轮融资主要用于营销网络搭建、运营能力扩大、品牌建设及医疗认证报批。加动健康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帮助大众通过精准运动来达到专业训练及慢病管理的目的，实现所谓的“体医结合”。有资料显示，这是使康复人群、病症人群、病兆人群、亚健康人群迅速回归健康的最有效途径。目前，加动健康推出了3款产品，包括超便携式光学有氧能力心肺功能评估设备、精准运动健康管理平台、以及个人端精准运动监测设备（9月上市）。在健身领域，加动健康现已经将T1Pro有氧能力评估与代谢监测智能系统与精准运动健康管理技术铺设到13个城市30多家健身机构，包括威尔士、赛普健身、青鸟体育、清波健身等，主要面向肥胖人群、亚健康人群及要提高新陈代谢的人群。医疗领域，加动健康现已在单病种上与13家三甲医院合作进行临床试验，对糖尿病1-5年期患者进行运动评估及精准运动干预（资料显示，药物等治疗手段无法使糖尿病患者痊愈，精准运动会是有益补充）。接下来，公司将申请FDA和CFDA认证，推动医疗市场的商用。关于“体医结合”，其实早在50年前，美国库伯诊所就做了这方面的探索，但我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算真正起步，但一直以来都是针对职业运动员的医疗需求。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重视科学运动渐渐成为趋势，“体医结合”开始从小众市场向大众市场发展。
“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也很突然，我入职刚一个月。”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邻家员工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对于绝大多数员工来说，邻家的倒下过于突然，“我们前一天还在正常运营中”。8月3日，记者走访邻里家（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发现，与之前各大媒体所报道的不同，除不断有员工前来办理离职手续外，出现在办公现场更多的是全时、苏宁小店等不同企业的招聘人员，与此同时，各招聘广告也早已贴满了邻家的LOGO形象墙。现场一名邻里家同行的HR吴俊（化名）告诉记者，8月2日上午，场面还一度“热闹”，办公室坐满了前来“讨说法”的供应商与被迫辞职的员工，“今天上午（8月3日）还比较乱，不过逐渐就恢复了秩序”。8月3日晚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微信公众号也同时发文，称协会已对邻家便利店近日出现的情况高度关注。文中表示，此次关店系邻家唯一出资方善林金融受上海警方调查，资金账户被冻结，无法继续注资，同时邻家受供应商诉讼，账号资金已被冻结所致。此外，协会认为此次事件属于个例，并不会影响便利店行业的发展，同时组织北京市便利店企业商讨协助。据悉，好邻居、全时、7-Eleven北京、罗森北京、超市发、便利蜂、苏宁小店等多家企业皆表示愿意吸纳因邻家解散赋闲的门店员工。而据《中国企业家》了解，苏宁小店8月份将在北京开设60家门店，目前60家门店都已进入装修阶段，有大量人员招聘需求。目前，北京邻家便利店的门店基本都处于停业状态。员工“维权”仍在继续据吴俊了解，邻家便利店的员工分为三类，除有五险一金待遇的正式员工外，还有由邻家方聘用的“小时工”以及由第三方聘用的“管培生”，而就算是“管培生”，也经过邻家的正式培训，并承诺三个月后正式转正。8月2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由于邻里家公司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被冻结，预计不能顺利发放7月员工工资”。该报道称，邻家的员工在办理完离职后，会得到一份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这份文件代表员工离职的责任在于公司，属于被动离职，之后员工可以拿着这份文件去申请仲裁从而争取到赔偿，公司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多。8月3日，《中国企业家》走访发现，办公室各会议室已结束“水泄不通”的局面，第二会议室还成为全时便利店的招聘“标间”，现场更多未散去的，是与邻家合作的、通过第三方招聘外包人员的。记者现场了解到，因没有签署相关合同，大部分外包员工对于自己能否顺利拿到所拖欠工资表示担忧。“虽然考勤记录已有统计，但我们并没有与邻家或是第三方公司签署过劳动合同，这件事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培训是在邻家总部，之后很快在门店上岗，所做的工作也与正式员工无二，所以起初非常放心”，邻家一位“管培生”周铭（化名）告诉记者。而从周铭提供的“三方关系确认书”来看，邻家的外包方为寰球亿人（北京）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该公司的确于2018年3月发布数条24小时便利店的招聘信息。此外，有外包员工向记者透露，包括寰球亿人在内，邻家便利店还另与其它俩家外包公司有合作。目前，三家外包公司已委托相关人员就此事宜与邻家方面进行沟通，其中有考勤记录的70余位“管培生”，每位员工所欠工资从一千到几千元不等。“不过现在还没有给出结果，我们只能选择相信邻家。”周铭告诉记者。实际上在绝大部分员工看来，邻家的运营一直做的不错，很多门店的日流水也较为可观，而大部分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态度也是“惋惜”的，一名业内人士曾向《中国企业家》表示，在他看来，邻家的现任CEO王磊也是受害者之一。截至发稿前，王磊未对媒体做出回应。邻家做错了什么？一方面是邻家的轰然倒塌，另一方面其他便利店品牌仍在不断扩张。正因此，各大品牌都将目光投向邻家遗留的大量人力与门店资源。“这几天邻家的破产引起一阵惋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但“实际上除非是超级有耐心、钱特别多的股东，不然像邻家这样的公司早晚会出问题。”资料显示，邻家便利店成立于2015年5月5日，为早前7-Eleven北京高管王紫创立，后因与投资方产生分歧，王紫带领团队转而创立便利蜂。也就是说，自成立以来，邻家就自带7-Eleven的影子，邻家早期更是被媒体冠为“最像7-Eleven”的本土品牌。便利店是舶来品，单纯依靠经验经营很难实现规模化，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市场层级分明，且就算是一个城市，也存在“江南、江北”消费者口味、需求不同的情况。就算是有一定威望的从业人员，对于便利店行业本身，也从未表现得过于乐观。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便利店报告》显示，便利店的运营成本正在快速上升，其主要原因是高昂租金与人工费用，而随着新零售概念的提出，更多电商巨头转战线下，被资本搅热的行业更容易出现泡沫。资本都愿意投资新奇的项目，但是便利店行业本身并不性感。在一些投资人看来，便利店行业的技术革命还远远不够，阿里、腾讯等巨头都希望能够借助数据赋能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但就算是盒马鲜生，也仍然存在各种问题。“在打破技术壁垒的同时，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从业者必须在规模效应与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也必须在“新零售”的大环境下，选择更经济的运营模式。早前，零售专家鲍跃忠曾表示，一个便利店品牌，如果能够做到1/3的店面盈利，1/3的店面持平，1/3的店面轻微亏损，就已经是非常正常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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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法及发票管理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并不限于（1）在没有货物采购或者没有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况下要求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虽有货物采购或者接受应税劳务但要求他人为自己开具数量或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我司未按国家相关规定申请开具或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我司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