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实施后，部分滴滴司机将成为重点打击的黑网约车司机。

当增量已经无法得到控制时，存量的管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滴滴最早的出现，实际上就带着某种新的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它对于传统低效的打车业务是一种近乎毁灭的消解。

当风暴袭来时，有些人选择了离开；有些选择走一步看一步；而有些则选择了夹缝中求生存的方式，他们自发组织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建立了一个个“河北滴滴司机”、“东北滴滴司机”、“山东滴滴司机”的微信联络群。

早上6时，家住河北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的老郭起床了。为了赶上滴滴6时到10时的早高峰奖励，他需要尽快驾驶着大众捷达进入北京六环内，这样才能拿到“早高峰7单补贴60元”的奖励。

大约半个小时后，当老郭将车驶进六环时，住在丰台区卢沟桥乡的武雄也启动了自己的大众朗逸。与老郭不一样，武雄是滴滴的“保障司机”，拿不到高峰补贴，但每天只要跑满10个小时，就能有600块的保底收入。所以，武雄的清晨比起老郭来，要轻松不少。

等时间到了早上7时，老郭和武雄的车都搭上乘客时，王杰关掉了滴滴的接单任务。他停好那台黑色的日产天籁，洗了个澡，准备睡觉。王杰是山东人，接的是晚间的滴滴专车订单，因为“夜晚不堵车，客单价也更高”。

每个工作日，这样的清晨在北京超过110万滴滴司机的生活中上演，琐碎且平常。但是，最近这种平常被打破了。

老郭的捷达轴距为2604mm，武雄的朗逸为2610mm，王杰的日产天籁则为2775mm。从7月1日那天起，这三个数字将老郭等三人彻底分成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成了判定他们各自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与此同时，这三个数字与户籍、汽车排量一道，也从那天开始有了新的内涵。老郭们发现，此前属于滴滴司机的北京开始折叠。折叠之下，有人离开，有人在观望。

一夜之间变成了开黑车的

“我现在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滴滴这么大的公司，竟然也会‘造假’。自己一夜之间居然会变成开黑车的。”下午6点，已经开了11多小时的武雄碰到了日常的晚高峰，车在四惠附近堵住了。望着前面停滞的车流，武雄用手擦了擦方向盘旁边的“城市英雄”勋章。那是滴滴给服务分和成单率高的司机颁发的，是滴滴司机中的最高等级。

武雄是山西人。他略带山西口音的“滴滴造假”实际指的是，在7月1日北京市宣布实施的《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后，像武雄这样的滴滴司机将成为重点打击的黑网约车司机。

根据《规定》，网约车司机需要满足本市户籍并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其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辆轴距需不小于2650mm，以及私家车性质需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运”（出租车辆运营8年需强制报废）等多种条件，才能从事网约车服务。如果以上条件有一条不符合，则该司机将被定性为“黑网约车司机”，并面临被抓后1万-3万元的罚款。

“这些条件中，其他的都我都能接受，证再难可以去考，私家车改成营运性质后8年报废也行。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网约车司机必须要是北京人才能做？”东四环中路的十字路口依旧堵着，武雄谈及此处有些生气，生气之外更多的是不明所以。为了确定自己究竟合不合法，武雄在7月1日网约车严查当天就询问过滴滴公司，得到的答复是“不用担心，正常出班”。

武雄不懂，一方面滴滴公司明确支持他出来干活，另一方面北京市交通部门又在严查网约车。为什么外地人就不能开网约车？为何2016年就已经颁布的《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要在今年突然开始发力？武雄开始反思自己当初一心想着滴滴司机工作自由而作出的转行决定，是不是错了。

2002年，武雄就来到北京工作，算得上是一个老北漂了。最开始他主要做食品加工厂的生意，2008年工厂拆迁后就在超市里开糕点房。在糕点房开张期间，因为不满超市经理百般刁难，与经理大吵一架后，武雄决定去做点自在的工作。于是，在去年的7月份，武雄在滴滴上注册账号，干起了全职的滴滴司机，并在不久之后加入到了滴滴的“保障司机”。

武雄加入“保障司机”时，业内广传“美团打车”即将进入北京。按照武雄的说法，滴滴为了稳定住他这样一批全职的滴滴司机，便向其发来了邀请，但条件之一是中途不准转入别的打车平台，不然保底收入作废，并且一年之后不准再加入“保障司机”。加入之后，武雄的工作相较于之前稳定了很多，每天只需干满10小时，就能获得600元的保底收入。稳定之后没多久，武雄就遇到了今年7月份的严查。

在滴滴司机群体中，像武雄这样转行的人有很多，理由也各有不同。有因工作不顺辞职跑滴滴的，有因开店失败转行还债的，还有因炒币失败而临时过渡的。据中国新就业形态数据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发布的报告，2016年至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中，19%来自去产能行业，8%来自复员、转业军人，6%来自失业人员，7%来自零就业家庭。

另外，武雄在加入滴滴时，就知道北京交通部门在查处黑网约车的事情，身边也有一个朋友被查过，被罚了9000块。“当时滴滴给全额报销了，不过是分9次报销的，每次1000块。”武雄说，当时大家都是抱着“滴滴公司这么大，不会被严查”的心态干活。更何况《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很早之前就颁布了（以下简称《网约车新政》），一直都是“只起风不下雨”的状况，所以就没太当回事儿。但事实上，去年一年北京市就查处了10550辆“网约黑车”。而至于今年为何开始更加严格地查处，从武雄前面停滞不前的车流就可以看出些端倪。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7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为600.3万辆。如果按2017年北京市3.4%的机动车增长率，今年年底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610万辆，等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变为652万，这大大超过了北京市2020年630万保有量的控制红线。

同时，另一项参与车牌摇号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8日24:00，北京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842294个；累计收到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89377个。同比上期，普通车摇号申请人增加40976人，摇号难度或将创历史新高，而上一期约有1963人抢一个指标。

当增量已经无法得到控制时，存量的管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滴滴最早的出现，实际上就带着某种新的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它对于传统低效的打车业务是一种近乎毁灭的消解。这种快速崛起的商业形态，让越来越多原本不用上路的汽车跑上了马路，这无疑对于北京多年固有的交通管理方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如何让这些跑在路上的车回到停车场，延缓因车辆增加造成的交通拥堵，大概是今年《网约车新政》被严格执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雄的大众朗逸仍趴在四惠地铁站附近处无法动弹。慢慢地，他警惕地观察起地铁站来来往往的人群，判断着哪些人像查网约车的便衣警察。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在西客站亲眼目睹了一个滴滴司机被拦下，而当时他的车里正坐着一位打车的乘客。

有人观望，有人离开

“那天，我送一位女乘客去北京西站。正准备停车时，一辆汽车被拦停，拦停汽车的人绕过了车前的挡风玻璃，拿出证件，让司机下车。”武雄观察着地铁站走出来的人群，将原本拿在手上的手机放在车门与方向盘之间的手机支架上，让人从外面望过来，很难发现手机的存在。

“那次以后，我就关闭了火车站和机场的订单。”武雄说，那天从北京西站离开后，就再也没有接过西站的订单。武雄可能不知道，北京西站，这个如今滴滴司机试图逃离的地方，却是滴滴平台开始的起点。

2012年的冬天，是滴滴最早开始向出租车司机推出线上接单服务的时间。那个时候，资金相对雄厚的摇摇招车占据了首都机场，手头紧张的滴滴创始人程维租不起机场的摊位，只能花4000块在西客站的过道上租了个地方，给来往的司机发传单推广滴滴的业务。北京的穿堂风很大，推广人员穿着大衣和大皮帽子，站在风中，将滴滴的业务一点点从西客站推出去，从滴滴后台孤零零的16盏灯直到今天覆盖到全国的5000万司机。程维可能想不到，6年前他将滴滴从西客站带出来，走向全国；6年后，滴滴司机在西客站东躲西藏，心惊胆战。

据公开报道，7月1日当天，《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正式施行。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对黑出租车、黑网约车展开为期半年的打击。执法首日，在机场、火车站等45个重点地区，对各类非法运营行为开展打击。半天时间内，共计检查车辆1800余辆，查扣各类“黑车”54辆。依据相关规定，执法人员将对车辆进行30天至60天的扣押，同时对驾驶员处以1万-3万元的罚款。

随后，一场场大雨侵袭北京，市民打车难的抱怨开始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爆发。望京、国贸、西二旗的打车等待时间从30分钟、60分钟、90分钟的基础上持续延长，排队人数从20人，50人一只增加到90人，甚至更多。截至7月25日，近30天内，北京打车难百度指数环比增长420%。2018年3—7月，北京市网约车应答率下降22%，单均应答时长增加3.4倍。

“身边的好多人都离开这行了，特别是租车干滴滴的。他们跟我们开私家车的不一样，租车的人每天一启动汽车，就意味着100-200块钱就没了。如果再遇上警察抓车，就相当于一个月白干了。”前方的绿灯亮了，车流开始松动，武雄松了一口气，轻踩油门，大众朗逸开始缓缓蠕动。

在滴滴司机群体中，除了像武雄这样买私家车跑滴滴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干活的。来自甘肃的老杨，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

今年3月，老杨的药店开不下去了，因为他的一位朋友贷款跑路了，而老杨作为担保人，需要承担起这笔债务。由于药店的收入微薄，老杨在朋友的介绍下，从亦庄的一个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一台北汽EV200，干起了全职的滴滴司机。北汽EV200的月租金为3800元，轴距为2500mm，这与《规定》里的2650mm相距甚远。另外，老杨是甘肃人，不属于北京市户籍。因此，无论从哪点来说，老杨都是一个“黑网约车司机”。

在老杨之前，2017年滴滴北京注册司机数量为110万，活跃司机数量逾20万，但只有10.7%符合京籍规定，合规人数仅2万人。而网约车驾驶员考试也并非想象中简单。据网约车行业人士透露，目前取得北京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司机仅在2.1万人左右。

从全国来看，据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全国共有210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和206个地级市)出台了网约车细则文件，覆盖率为62.1%。

“已经顾不上是不是开黑车的，现在每天睁开眼就是租车的钱和每个月需要偿还的贷款。”老杨住在昌平区北边的南邵镇张格庄村，一个每天20元的临时出租屋内。和“保障司机”武雄不同，老杨没有每天600块的保底收入，只能每天早上5、6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12点，才有机会和武雄挣得同等多的收入。“我想不通，北京是不是中国的，为什么外地人就不能在北京工作，这不是歧视外地人吗？”老杨说。

为了躲避查车，老杨关闭了滴滴派单的功能，直接在抢单大厅里面抢北京周边的长距离订单，避免了查车风险较高的市区，但是抢单的价格是平常的95折。也因为这样，老杨常常由于派单过远，导致汽车电量不足回家，只能呆着车里边充电边睡觉，第二天一早再去抢单。

“最近一个月，身边好多租车的兄弟已经不干滴滴了。租金贵是一方面，每天提心掉胆的也受不了了。”老杨是微信群里为数不多的留下来接着干的，为了还贷款，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河北帮”、“东北帮”、“山东帮”

当风暴袭来时，有些人选择了离开，如老杨微信群里消失的车友；有些选择走一步看一步，如老杨；而有些则选择了夹缝中求生存的方式，他们自发组织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建立了一个个“河北滴滴司机”、“东北滴滴司机”、“山东滴滴司机”的微信联络群。在这些自成系统的组织里，他们彼此分享跑活过程中遇到的“情报”，哪个路口在查车，哪个地铁站有便衣，哪个司机遭遇了“钓鱼”（交通部门的“钓鱼执法”）。私底下，有司机调侃地将这些联络群称为“河北帮”、“东北帮”、“山东帮”。

老马就是“河北帮”的成员，并隶属于“河北帮”下面的“邯郸小队”。据老马介绍，他所在的邯郸小队一共有80多名滴滴司机，全部都是来自邯郸老家的人。在7月份，北京开始严查网约车后，老马所在的“邯郸小队”微信群就开始变的热闹起来。“我今天在西直门被查了”、“北京西站有便衣”、“机场火车站今天别去了”......每天，这样的信息的在微信群里此起彼伏。

“严查网约车这事儿没啥好怕的。像我们这样每天在群里及时通气，完全可以避免被抓车。就算运气不好被抓，租车公司也会垫付罚款。”老马的北汽EV200是从“北汽绿行”汽车分时租赁公司租来的。只需要将身份证和驾龄满3年的驾照交给北汽绿行，公司就能帮老马注册上滴滴司机，并能加入到滴滴的“保障司机”。同时，绿行还向老马承诺，抓车后不用他出钱，公司会替他垫付，然后找滴滴报销。“租车公司和滴滴有合作，我们只管开车挣钱就行，别的事有公司帮忙处理。”老马说。

靠着邯郸小队的微信群和租车公司的帮助，老马每天的跑活都很顺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顺利的日子没有持续，老马就在北京西站“遭了一手”，接到了个钓鱼单。

“那家伙一上车我就知道不对，肯定是钓鱼。”老马说，因为微信群经常互相通气，知道“钓鱼”的跟正常乘客不一样。“钓鱼的眼睛总是东张西望，正常打车的不会这样”。老马得知被钓鱼后，马上看了看周围有没有身着便衣的警察，随及立即启动了汽车，迅速离开西客站。

“他看我将车要开走，连忙说要下车。我才不管，下车我就要被抓了。”老马顺利将车驶离了西客站，在开了距离目的地一半的路程时，后排“乘客”还在不断要求下车，并承认自己是“钓鱼”的。老马没办法，就让其在中途下了车。“这些钓鱼的都是帮助交通部门的老百姓，价格我都知道，每次100块。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挣1000多。不过有的时候，上来的是真的警察，那就只能认栽了。“

还有一次，老马在微信群里收到了一条消息——“我接到了一个‘钓鱼’的，有人在附近吗？有的话就过来。”收到消息后，老马就在群里所发的位置附近，便赶了过去。“到那之后，我们几个老乡将那小子揍了一顿。”老马说，有些钱能挣，有些不能。“像这样外地人坑外地人的事情，就该这样。”

事实上，除了彼此互相通气网约车严查的消息，老马和他的老乡们也会在车友出现困难时及时伸出援手。比如，车开到半路没电、收班太晚回不去、附近找不到吃饭的地儿等问题，只要谁在邯郸小队的群里说一声，附近的司机基本都能赶过去。“在大兴、通州、昌平，基本都有我们的老乡，谁有问题，基本都能帮上忙。”

滴滴一下，车往哪开？

终于，下午7时，四惠的“闸门”打开了，整个车队的速度开始加快。武雄右脚往下又踩实了一点，大众朗逸的身子变得轻便起来，经京通快速路开上了通燕高速，车外的建筑往后狂奔而去。

“我还是相信政策不会永远这样，应该会慢慢变得合理，不可能一棍子打死。”武雄将手机从角落处的支架上拿出来。目的地快到了，他提前结束了订单。今天，还剩下最后一单，他就可以完成上班高峰4.5小时的在线任务，收班回家。

“干一天算一天吧。政策的事情不好说，但是最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争取每天跑到600块，早点把贷款还完。”此时，老杨的北汽EV200的电已经所剩无几，他需要在固安县里找到一个充电桩，然后才能继续晚上的接单。

“没什么好怕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马很乐观，租车公司和邯郸小队的微信群让他觉得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时不时也会担心车上会不会直接上来一个‘钓鱼’的警察。

在武雄回到家里后，山东人王杰也起床了。他洗了脸，换上白衬衫，戴上白手套，准备开始接晚上的专车订单。就在不久前，微信群里一位朋友给他传了一张3万元的罚单，处罚依据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我现在看开了，实在不行，就回老家找事情做。”王杰说，身边之前开专车的，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菜市场卖菜，有的去做保安。“选择很多，天无绝人之路。”

北京市的网约车严查还在继续，滴滴司机的合法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滴滴的商业模式在规模化之后也正在受到愈来愈严的监管。在武雄、老郭、老杨、老马、王杰所在的滴滴司机群体中，他们就像一艘一艘本来互不靠近的船，但是又偏偏漂流在同一个江湖中。

之后，车往哪开，谁也不知道。滴滴依靠规模化崛起的商业模式，以及之后过分依赖于用户规模扩大产生边际效应的盈利模型，也将在后续的监管中被屡次考验。